从“一套可供推广的机制”,彻底变成“一个能被不断讲述、被接力传播的文化火种”。
火,传出去了。
而陈鹏飞,终于在这节课后,卸下了“制度第一讲述人”的名号。
他不是隐退。
他只是——退开一步,把麦克风递出去。
自那堂课之后,蜂窝制度在国内逐步收缩发布频率。
不是停了,而是慢了。
陈鹏飞说:“这火不能光烧陈家村的灶,也得让别人种自己的柴。”
于是,蜂窝平台宣布启动**“火种计划”**:
核心思路很简单:
?不再输出标准制度文本;
?不再提供一键复制模板;
?不再评比哪条制度更完整。
蜂窝从“共建机制提供者”,变成“制度叙述支持者”。
每一个新加入的火种村,只需提交三样东西:
1。一段群众争议视频,证明制度不是平地起;
2。一张原始制度草图,不管多丑,必须是手画的;
3。一份失败记录,哪怕只有一次,也得记下来。
收到这三样东西,蜂窝才开档案,才给接入“火种地图”的资格。
“你交不出失败,我们就不认你。”
“你写不出谁反对过,我们就不让你挂蜂窝的名头。”
这项机制刚发布的时候,有些新村代表不理解。
“我们制度还没跑呢,怎么就先交失败记录?”
张浩笑:“你要是怕失败上墙,干脆别搞制度。制度不怕摔跤,怕的是摔了还不敢认。”
许佳音也补了一句:“能在制度里写上‘我们吵崩过’,这才叫起步。”
于是,越来越多的年轻村官、返乡青年、乡镇议事骨干开始用他们的方式,“复刻”蜂窝,但不是拷贝,而是——换土种树。
西北高原,有村子尝试用蜂窝结构套用到“水渠争议调度”中,搞出“用水前签到、用水后签字”制度,每签一次,公开栏就多一张“我用完了”的红印卡。
“这个制度,是我们吵着吵着,谁先放水谁挨骂,最后骂出流程来的。”
南方丘陵,一个以苗族为主的村寨,将蜂窝制度图谱画成了绣片图腾,贴在村委墙上。
制度节点不写数字,而是画图形:
?圆形代表议事会;
?三角是分账点;
?方块是失败记号。
他们说:“我们不识字,但我们会认图。”
制度演化,从图纸变成花纹,从会议室走进绣房。
而在更远的非洲坦桑尼亚,蜂窝制度的第一支国际火种队伍也生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