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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43集 律法修订（第1页）

咸阳宫西侧的文渊阁里，三十余卷竹简在案几上堆叠成山。李斯用象牙小刀剖开一支新的竹简，蘸墨时忽然停住——案头那卷《贼律》的末尾，还留着商鞅当年刻下的朱痕，暗红的颜色像极了渭水边处决犯人的血迹。

“相爷，廷尉府送来的《囚律》增补稿，您过目。”侍中轻手轻脚地放下木牍，目光扫过案边堆积的简册，那些是从七国故地搜集来的旧法——楚地的《鸡次之典》用的是荆竹，字里带着潮湿的霉味；齐地的《士礼》刻在桐木上，边角已被虫蛀得发虚；最厚的那卷是赵武灵王时期的《胡服律》，竹简上还沾着北地的沙砾。

李斯拿起《囚律》增补稿，开篇便是廷尉蒙毅的批注：“楚地旧俗，私斗者以金赎罪。今秦境之内，楚民依此俗相争者日众，当立新规。”墨迹未干，显然是连夜写就。他忽然想起上月在南郡巡查，亲眼见两个楚地乡绅为争水源，各带百余丁壮持械相斗，问起时竟说“楚律允私了”。

窗外传来编钟的晨鸣，巳时已至。李斯将竹简卷好塞进锦袋，快步走向议政殿。廊下撞见淳于越，老儒生怀里抱着卷《周官》，见了他便拱手：“李相，老夫连夜校订了《周礼·秋官》里的断狱篇，或可为修订律法参考。”

“淳于先生有心了。”李斯接过竹简，指尖触到温润的竹面，“只是周律重礼，秦律重法，怕是……”

“老夫明白。”淳于越笑起来，缺了颗门牙的牙床漏着风，“但昨日见李二郎改良的纺车，忽然想通了——古法若能用，便如旧纺车换铜轮，不必全抛了去。”

议政殿内早已坐满了人。嬴政背对着殿门，正对着一幅巨大的《天下舆图》出神，图上用朱砂标出了新近归附的百越之地。听到脚步声，他转过身，玄色龙袍上的十二章纹在晨光里浮动：“南郡送来急报，上月私斗案已破获三十五起，比前月增了七成。”

李斯将《囚律》增补稿呈上：“臣与蒙毅商议，拟立《禁私斗令》，凡私斗者，不论楚民秦民，一律按秦律笞五十，伤人者加刑。”

话音未落，角落里传来反对声。博士叔孙通出列道：“陛下，楚地民风剽悍，骤改旧俗恐生乱。不如效仿汉初……”他忽然意识到失言，慌忙闭口——“汉初”二字，在灭六国未久的朝堂上，无疑是忌讳。

嬴政却没动怒，只是指着舆图上的云梦泽：“叔孙博士去过南郡？那里的百姓，去年还在为楚王殉葬，今年便要他们守秦律，是难。”他忽然提高声音，“但难，便不改了？”

殿内鸦雀无声。李斯忽然想起商鞅变法时，也曾有老臣以“民不可猝变”劝谏，那时商君的回应是“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

“李相，”嬴政的目光转向他，“你说，律法该如何改？”

李斯深吸一口气，从袖中取出三卷竹简：“臣以为，当分三步走。其一，辑录七国旧法中可用者，如齐之《市律》、赵之《厩律》，去其糟粕，留其精华；其二，统一刑名，将黥、劓、刖、宫、大辟五刑细化，增设笞、杖、徒、流等轻刑；其三，编订《秦律通释》，让郡县官吏都能看懂。”

嬴政拿起那卷楚地的《鸡次之典》，随手丢在火盆里：“楚律允许父债子偿，秦律能容？赵律规定奴隶不可告主，秦律能容？”火焰舔舐着竹简，发出噼啪的声响，“但李相说的‘辑录可用者’，倒是有理。比如齐地的《关市律》，规定商人出入关需持‘符’，这个便可以学。”

散朝后，文渊阁顿时热闹起来。李斯将三十余名博士、廷尉属吏分成三组：甲组负责校勘七国旧法，乙组草拟新律条文，丙组则去市集、田间走访，记录百姓对律法的看法。

陈算被分到丙组，提着算筹袋走出宫门时，正遇上李二郎。年轻工匠背着工具箱，说是要去城西的冶铁工坊，测试新造的刑具——廷尉府觉得旧有的刖刑刑具太过笨重，让他改良一番。

“陈先生这是要去何处？”李二郎笑着问。

“去东市问问那些贩盐的，秦律规定‘盐价不得过百钱’，他们遵不遵守。”陈算叹了口气，“昨日在驿馆听个燕地商人说，他运了一车皮毛来咸阳，过关时被税吏多收了三成税，说是‘燕地皮毛按楚律算’，这哪行？”

两人并肩走在街道上，见一队士兵正在张贴新的布告。围观看热闹的百姓里，有个穿粗布短打的汉子大声道：“这律法写的是秦字，咱魏地人看不懂咋办？”

旁边立刻有人接话：“听说博士们正在编《律解》，用七国文字写呢！”

李二郎听得心头一动，对陈算道：“先生你看，要是把律法刻在木牌上，立在市集、村口，再让识字的人念给大家听，是不是更好？”

陈算眼睛一亮：“这法子好！就像当年商君立木为信，看得见摸得着，百姓才信服。”

文渊阁内，李斯正对着一卷竹简发愁。那是从韩地搜集来的《盗律》，规定“盗一钱者笞十，盗百钱者死”，而秦律现行的是“盗一钱者耐为隶臣”，两者相差甚远。甲组的博士们为此争论不休，有人说韩律太苛，有人说秦律太宽。

“相爷，南郡送来的民谚集录。”侍中递上一卷竹简。李斯展开一看，上面是丙组记录的百姓俗语：“楚地有‘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燕地有‘盗牛者偿牛，盗马者偿马’，齐地则说‘兄弟共罪，轻者免刑’。”

他忽然想起年少时在楚国看到的情景：乡邻间若有纠纷，往往请族长裁决，而非报官。那些不成文的规矩，比律法更深入人心。

“来人，”李斯扬声道，“去把淳于先生请来。”

淳于越很快赶到，见李斯指着韩地《盗律》，便明白了来意。老儒生捻着胡须道：“韩律严苛，是因为韩国地狭人稠，不得已而为之。秦地广阔，若照搬此法，恐失民心。”他拿起笔，在竹简上写道，“不如折中：盗一钱至百钱，罚作城旦舂；盗百钱以上，黥为城旦；盗千钱以上，斩左趾。”

李斯点头称是，又问：“那‘父子相隐’之事，秦律向来不允‘亲亲相隐’，但楚地百姓对此颇有微词，该如何处理？”

淳于越沉吟片刻：“《论语》有云‘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若一味禁止，恐伤伦理。不如规定，除了谋反、大逆之罪，亲属可以隐匿不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