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埋葬青春的黑土地我的兵团生涯（第5页）

乔小林和袁平是连里头一对尝禁果的。也是合该倒霉，恰逢那时师里正派了两个管理员来连队蹲点。一位姓曲，一位姓李。两位管理员堪称中国扫黄的鼻祖，对此等事情深恶痛绝，于是大会小会不断地批斗，甚至劳累一天之后还开会直到深夜。有一天，三班长王河燕开会回来，软软地倒在了炕上，问她，她脸色苍白地说：“什么叫卵子？”说得小豆子捂了嘴咯咯地笑。

大约曲李两位是负责补上生理卫生课的。一个月下来，开会者们变得心事重重。乔小林倒像是没事儿人一样，显然是经过修炼的。那位年轻些的曲管理员，常常到排里来转，可惜那时俞鸿眉肖小冬一流的人物已经走掉，没人再敢扇他的耳光。偏有那贫嘴呱舌喜欢在领导面前讨巧的爱跟他穷逗。他越发得了脸，更频繁地来，直到发生了“吴玉事件”，团里派他去处理，他才又兴致勃勃地走了。

吴玉原也是我们连队的，中学时和我一个学校，是校宣传队的主力，她和一个叫石芳芳的女孩合作演出《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她唱石跳，很是天衣无缝。常常把大家感动得涕泗横流。吴玉后来进了团部宣传队，又调到广播室当播音员，许多人羡慕得了不得。可是万没想到，“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就是因为当了广播员，竟酿成了一场大祸。

广播室只有她和一个绰号“烂酸梨”的男人，有一天，趁着没人，那男人强奸了她，事情就这么简单，可是却在全团引起轩然大波，材料发得遍地都是，而且写材料的人不知出于什么心理，把整个强奸过程写得纤毫毕现，不厌其详。全团的人差不多人手一册，快赶上老三篇了。这样的压力对于一个年轻姑娘来说当然不堪忍受。可惜那时太小，很多事情不懂，其实真应当在她最危难的时候全力地帮助她。她被折磨得只剩了一口气，离开兵团的时候，她妈妈来接她，头发在一夜之间白了。后来，她上了石家庄的一家纺织厂当工人，一直过着离群索居的日子，再没回过北京。

差不多在吴玉事件的同时，连里也出了事儿：一天深夜紧急集合搞军事演习，连干部们查铺时发现一排一班的林杰的半导体扔在铺上，打开一听，正是莫斯科“和平与进步”广播站在播音。这下可坏了，林杰因为偷听“敌台”的罪名而被全师游斗。斗臭之后回连负责扫厕所。十冬腊月，天气寒彻骨髓，我们常常看见林杰在用镐头凿厕所里屎尿结成的冰，凿一下就要偏一下头，以免那冰碴儿子把脸刺破。那时因为歉收，连里一直吃粮票，林杰如此大的劳动量，粮票却只有大家的一半。我们看不过去，都攒了粮票集在一起，由高晶晶悄悄送去。每月我剩的粮票最多。

一年之后，林杰走后门当兵了。离开连队时他已骨瘦如柴。

南京之歌

当年，在许多知青歌曲中，有一首叫做《南京之歌》。

毫不夸张地说，《南京之歌》覆盖了整整一代知青。“蓝蓝的天上，白云在飞翔，金色的扬子江畔，有可爱的南京古城我的家乡……

“迎着太阳出，伴着月亮归，沉重地修理地球，是我那神圣的天职，我的命运啊……前面的道路是多么渺茫多么漫长，沉重的脚步深陷在偏僻的异乡……”

每天每天，我们扛着锄头去上工，心里在哼着这首歌。

这首歌的旋律使人心里流血。后来，我们又听到了关于歌曲作者的传说……

据说他叫任毅，南京知青。“文革”前是个多才多艺的学生。绰号“11号”（11号是钠，化学元素中最活跃的一种）。“文革”中他下乡到江苏农村，创作了这首《南京之歌》。这首歌曲调悲怆，正好与当时的知青心态相符，于是不胫而走，传遍了大江南北。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凭着一首《南京之歌》，任毅走遍天下也不愁衣食。然而万没想到，莫斯科广播电台播放了这首歌。并且重新配器，采用了男声小合唱。苏联把它叫做《中国知识青年之歌》。此事后不久，任毅被捕了。

当时传闻很多。我们那儿的说法是：作者被枪毙。赴刑场的时候，他的女朋友赶到，两人抱头痛哭之后，女的在男的之前喝毒药而死。讲述人讲得有凭有据，不由人不信。信了之后就更颓丧。《南京之歌》的确有涣散人心的作用。

那时，凡不经过营连排三级批准就回家探亲以“逃跑”论处。1970年之后，“逃跑”的人越来越多。有一天，北京李贝接到一份电报，上写“父患结肠癌速归”，李贝哭了一通，立即去请假，回答是大忙季节一律不准假。晚上，李贝把我叫到上铺，商量如何逃跑的事。当时鸿眉小冬她们已走，我便成为李贝唯一可以信任的朋友。商量了好久，最后决定第二天清早走。第二天，大家还在梦乡里的时候，我俩便起了床，到外面很顺利地截了一辆“二八”车，一直把我们拉到团部。我们买了一张中午的火车票，李贝向我借了50块钱，我摸摸兜里只剩了12块，于是倾其所有请她吃了一顿饭，她说这是她到兵团以来吃到的最好的饭，后来她走了，我们俩都流了泪。

几天之后，全连开了批判大会，我成了包庇“逃跑”者而成为被批判对象。我孤零零地站着，全身发冷。照例地，我听不清发言者们的话，心里只想着李贝或许此时正在医院哭呢。后来很奇怪地，我觉得气氛有点不大对头，好像男生排的一些人对陈叔丽的发言有意见，乱哄哄地吵了起来。大会草草结束。回到排里，无论是发言的还是没发言的，大家都在发呆。后来，不知是谁起头唱了《南京之歌》，众人都跟着唱起来，声音越来越大，男生排也响应起来，那种悲怆和无奈流露出极度思乡的情绪，很多人都哭了。

最近才知道，《南京之歌》的作者并没有死，他三次陪绑杀场，竟奇迹般地活了下来。最让人感叹的是在摇滚乐风行的今天，《南京之歌》竟重新配器变成了摇滚乐。九死一生的作者听到自己作的这首歌竟有恍同隔世之感。也有朋友认为这纯属侵权，怂恿他打官司，但他最终没打。事隔13年之后，《南京之歌》变成面目全非的东西，这真是一个中国式的黑色幽默故事。

至于李贝，很久之后才知道，她的父亲根本没有患病，她家里帮她联系了一家工厂，她回去不久就上了班。她给我来了封信，后来就杳无音讯了。

传达“九一三”事件中央文件

在正式传达文件之前，连队里早就在悄悄传递着一个骇人的消息。有一天，三班副严晶慧把我叫到一边，十分神秘地在我的手心上划了一个“黄”字，悄声告诉我：听说他出问题了。我问：是黄永胜？她点点头，然后又在我手心上划了一个“林”字，说：他，好长时间没出来了，你注意到了吗？我点点头，那样子完全是在做地下工作。没过多久，连里正式传达文件。那一天，全连都齐了，连平时从不开会的小媳妇们也都来了，大家都敏感地感觉到，要有什么大事发生了。

六排长王文路在传达文件之前反复强调要严格保密、不许记录一类的话。然后用天津口音读了《五七一工程纪要》。那文件在排里流传了一天，我于是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悄悄地把它抄了下来。全连人惊得缓不过气来。传达过后很久，还有人小声在问：这文件上说的林彪，和党中央的副主席是一回事吗？终于，自那天之后，早请示晚汇报统统取消了。好像人们变得正常了一点。说两句伙食不好，骂两句连领导居然也没人反驳了。紧接着掀起了批林批孔的新高潮。一些每天敬祝“林副主席身体永远健康”的人们又天天骂起了“林贼”，这种称谓的变化之快令人咋舌。而且最奇怪的是那些原来对“林副主席”最有感情的人一夜之间变成了“早有预感”的人。

但是不管怎样，“九一三”事件后，再没有过夜半紧急集合一类的事了。

场院上

麦收时节，场院上该算作第二线，却一点不比第一线清闲。

管场院的大爷姓沪，当地人都叫他老沪。清晨，我们先打扫场院，然后迎接着两队人马：一是来自团部的公粮车，一是来自地里的“二八”车。有160斤和200斤两种规格的麦包，过称之后就要将麦包扛到垛上，这种活一天干下来，身强力壮的小伙子也吃不消。

自麦收开始我在场院干了整整一个月，每天摊场，攥场。后来我终于找到一样最适合干的活：牵马攥场。每当我去马号牵马时便有一种骄傲油然而生。而且牵马这活带有某种玩的性质。我干起来特别来劲。终于有一天，我觉得机会来了。趁大家午休的时间我把马悄悄牵到八号地，找到一块石头翻身上马，还没坐稳就听后面大喝一声：“干什么哪！

给我下来！”我一惊，棉胶鞋踢在马屁股上，马惊了之后飞跑起来。我一下子被甩将出去，那一刹那真有天地倒悬之感。结果连里第二天专门为此开会，连长在会上大喊大叫：连里三令五申不让骑马，可偏偏有人违反规定，还是个丫头！平时看着蔫不出溜儿的，敢情蔫儿人出豹子！蔫儿萝卜辣心儿！

于是我只好收敛。后来又发现粮囤与粮囤之间有许多跳板联系，而走这些跳板就像走平衡木一样好玩。我和小豆子便常常利用午休时间在跳板上走来走去，也不失为一种乐趣。但是好景不长，很快老沪就发现了我们的勾当，有一天我们正得意地在跳板上走来走去，老沪忽然出现了，正对着我们气势汹汹地说：我说怎么大白天的有耗子呢，敢情是你俩！给我下去！那粮囤大约有三米高，我们俩竟毫不犹豫地跳将下去，把老沪吓了一大跳，当然我们的行为又挨了一顿批。

每天的摊场攥场可以重复好几遍，因为老天不能听领导的指挥，常常忽然下雨又忽然艳阳高照。有时是突如其来的暴雨。每逢那时，大家便疯了似的各自拿了木锨、挡板等等飞快地把摊在场上的谷物攥成一堆堆金黄的山丘。然后几个人一起地拉起大苫布把粮食盖好。

再就是粮食入囤。也是十分壮观的场景。有一天，团部交公粮的汽车走马灯似的开来，全连除重病号之外全上了场院。晶晶带头儿，姑娘们也都扛起了160斤重的麦包。把麦包搭起放在扛包者的肩上，叫做“搭肩儿”。而在搭肩儿者抬起麦包的刹那侧身迅速钻进顶起麦包叫做“钻肩儿”。这是很难掌握的技术。要让麦包正好立在肩背之间，这个部位可以使肩背颈腰胯均分力量，不容易出危险。钻肩儿要有敏锐的头脑，迅速的反应和准确的判断力。全连当时只有一排一班的几个小伙子精于这门技艺。

但姑娘们决不服输。晶晶飞快地脱去外衣，只穿里面紧身薄绒衫。葵绿的麦包映着她红扑扑的脸，看上去很美。是猴子和黄朋搭的肩儿。晶晶钻肩儿并不太好，但她硬逞能，硬是靠腰的力量顶着，径直走向粮囤。三米多高的跳板，看着就眼晕，何况肩上还有160斤重物！可晶晶靠着一股邪劲儿硬是顶了上去。

黄澄澄的麦子在囤口上堆成了尖儿。在阳光下闪烁着金箔般的光彩。

姑娘们一个接一个地冲了上去。

父亲来接我回家

在家里，最爱我的是父亲。但父亲是个羞于表达感情的人，表面上，他对我们姐妹一视同仁。但是从外婆到母亲都尖锐地感觉到一种不平，这就是父亲对我的爱超过了她们所能容忍的程度。我走之后，父亲一直郁郁寡欢。后来听说我生病，父亲常常彻夜不眠，后来又得了十二指肠溃疡。再后来，当他听说我们的箱子上都写了名字，随时准备牺牲时往回运的时候，再也不能忍受了。不远千里，他来到了这座小小的德都县城。那一天，连通讯员一早便告诉我：你父亲来了，在团部呢，连里批了你一天假。我简直无法相信这是真的。后来所有的姑娘都向我投来羡慕的目光，我才感到，真的是爸爸来了，爸爸从北京来看我了！

我对着镜子好好梳了一下头，好像刚刚发现，竟然变漂亮了！在如此恶劣的条件之下，病了那么长时间，竟然变漂亮了！皮肤是白里透粉、桃花瓣一般的颜色，眼睛也比以前更加明亮，那种鲜润和媚气是现在任何一个靠化妆品取胜的姑娘所无法比拟的。我当时还不明白，那其实就是青春啊。除此之外，别无解释。

所以当父亲在团部见到我时真有点喜出望外。已经是整整两年没见面了。我和爸爸都流了泪，周围的人也都忍不住哭了。爸爸含着泪说了一句长胖了些，就再也说不下去了。他背了一个极大的口袋，里面装着交通大学的亲属们带给孩子们的各种东西。

1971年的秋天我回到家里。过了几天，妈妈陪我出去逛街。在王府井的一家照相馆我照了一张照片。20年之后再看这照片的时候，所有的人都认为那照片上的姑娘只有13岁。那个圆圆脸、梳刷子的小姑娘，清纯可爱，露出左侧的一颗小虎牙，在微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