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我大概该算个早熟的孩子,早早便把该放在青年时代看的书提前看完了。而在青年时代之初,我和我们那批人一起到了东北兵团纬度最北的地方。那时只有几本书,在知青排里传来传去的,《一千零一夜》便是之一。
有许多作家的许多书是我喜爱的,且或多或少地对我有些影响。梅里美、茨威格、陀思妥耶夫斯基、罗曼·罗兰、雷马克、赫尔曼·黑塞、莫里亚克、福克纳、加西亚·马尔克斯、格拉斯……我崇拜的对象不断变更。然而,在这许多作家的许多书里,却是那一本我并不怎么喜欢的《一千零一夜》与我的人生产生了一段苦涩的维系。那是一段难以磨灭的记忆。在漫长的岁月里。每当看到或听到人提到此书,我便会神经质地感觉到内心一种隐隐的疼痛。
那是1974年夏。一天晚上下工回来,因为没事干随手翻看起那本黄了皮儿卷了页的《一千零一夜》。这里的故事我简直可以背熟了。给我印象最深的要算是那个“魔鬼和胆瓶的故事”,那故事似乎能撩拨起儿童的一种原始幻想。正翻着,团部来蹲点的曲管理员推门走进来。他拿过书翻了翻,脸上神色突变。我心惊胆战地看见他的视线停留在“脚夫和第二个巴格达女人的故事”的那幅插图上。那巴格达女人,是裸体。
“这是啥?你咋看这书?!”我只听见这愤愤然的两句话,书便被拿走了。
第二天,夏锄(东北叫铲地)中午歇间儿时,连里召开了一个地头批判会,批判我的“资产阶级思想”。效果是可以想见的。鲁迅早就表彰过中国人的想象力,由半裸而全裸而性,这想象的全过程在几秒钟便可完成。那时的兵团,遇见这种事便会毫不留情,一如“文革”中的“口诛笔伐”。现在细想,那口诛笔伐、愤怒声讨乃至武斗杀人种种倒大抵是可以原谅的,因为那毕竟是过分压抑的心灵的一个宣泄口,是中国人当时唯一合法的感官刺激,如果连这一点也不存在的话,那么当时的精神病院便一定会人满为患了。
只是,那时我毕竟还是个17岁的女孩,敏感、脆弱、羞怯。我当时觉得那简直是我生命中最黑暗的时刻。
那天我一个人在北河套的塔头地里呆到很晚。北河套是野狼出没的地方,而我竟忘了怕。比起夜的黑暗我更怕人心里的黑暗。当时的夜是那么美丽。从黑暗中我渐渐辨认出深绿的塔头、漆黑的灌木丛,碧蓝的水泡子和被高大乔木染绿了的月亮。后来,星星一颗颗沉落下来化作雨滴落进晶莹澄澈的水泡子里,发出叮叮咚咚的音响,那时我似乎产生了一种幻觉,感到什么事就要发生了。如果那时水泡子里忽然钻出一个装在胆瓶里的魔鬼,我一点儿也不会奇怪。
我会对魔鬼讲出我的三个愿望:
让大家快快忘掉这件事;让曲管理员快点调走;让我快快回北京,回到自己的家。
后来,随着岁月的推移,人们把这件事淡忘了;再后来,曲管理员由于犯了男女关系方面的错误而被调离兵团;
最后,我转插回到了北京。
三个愿望都实现了。魔鬼很守信。
近20年的光阴过去了。我不再是当年那个敏感怕羞富于幻想的女孩,社会也正当变革开放时期,一切都很好。然而,偶然地,也会有些古怪的念头一闪:假如现在再遇到那装在胆瓶里的魔鬼我会怎么办?我想,我不会再向它提出任何愿望,而会毫不犹豫地把它释放出来,让它在天地万物中占有自己的位置,让它在宇宙空间自由回荡,让每个人敢于正视它的存在。
那时,世界将不再寂寞。
世界将更加美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