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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部分（第7页）

权继承下来的公认是混乱的财政管理，不如说是南京政府对政治现实的一种

承认。它意味着，为了报答空泛的政治支持，中国的中央政府放弃对一部分

经济的任何财政要求，这一部分经济产生国民收入的　６５％。也放弃了对一种

不公平的田赋制度进行彻底检查的任何尝试，在这种制度下，有错误的土地

①扬格：《中国的建国成就，1927—1937　年：财政和经济记录》，提供了全面说明。道格拉斯？S。帕俄：

《南京政府时期的中国政府财政》（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学位论文，1950　年）；《南京时期的中国国家支出》，

见《远东季刊》，12。1（1952　年　11　月），第　3—26　页；《国民党与经济停滞》，见《亚洲研究杂志》，16。2

（1957　年　2　月），第　213—220　页，不如扬格乐观。

②美国人口调查局：《美国的历史统计资料，1789—1945　年》，第　12　页。

记录和腐败的官吏使富人能够逃避公平的负担。结果是一大部分潜在的农业

税收被截留，社会不能将它用于公共福利。

１９４１　年，在战争的压力下，在未被占领地区，中央政府从各省手中收回

了田赋的管理权，为了补偿地方政府在税收上的损失，答应给它们现金补助。

田赋征实和随之而来的粮食征借，在　１９４２—１９４３　年和　１９４３—１９４４　年分别为

中央政府提供了总收入的　１１．８％和　４．２％，但抗日战争结束时，中央政府的

农业土地税收很快下降。战时的田赋征实确实使中央政府对粮食供应有了它

所追求的更大程度的控制，同时由于减少了政府向军队、公务人员和城市工

人供应粮食的直接开支，田赋征实还相当大地抑制了战时纸币发行的增长速

度。不过，在实行这个政策时并没有对旧的田赋制度的不公平作任何纠正，

当国内其他阶层大都被免除或能够避免类似的直接税时，个体小农却增加了

新的不公平的负担。①

几乎跟所有的“不发达”国家一样——明治时期的日本和　１９４９　年后的中

国是主要的例外——战前的南京政府的收入主要依靠间接税。三项最重要的

税收是关税（关税自主权收回后，收入迅速增加）、盐税和货物税。如表　２０

所示，在这三项下的收入，占仍不稳定的　１９２８—１９２９　财政年度总收支的　５５．７

％。在此后八年中，这个比例在最高　８１．９％（１９３２—１９３３　年）和最低　５６．６

％（１９３５—１９３６　年）之间变动，平均数为　７１．４％。平衡来自各种杂税、政府

企业的收入，而最重要的是来自借款。到　１９３６　年　１０　月才进行引进所得税的

初步工作。１９３７　年战争爆发，阻碍了这个计划；所得税、遗产税和战时过分

利得税加起来从未超过政府总收入的　１％或　２％。给少数人，包括政府“知内

情者”在内带来巨大利益的投机商业和财务交易，在战争和内战期间从未真

正对之课税。战前国民党的财政政策主要依靠递减的间接税，尽管　１９３７—

１９４９　年的收入中来自税收的愈来愈少，但间接税仍然占优势。

在战争爆发前，外国借款在国民党政府的财政中数字不很大。几笔比较

小的借款是　３０　年代借的，其中包括总数为　２６００　万美元的两笔美国商品借款，

和为修建铁路借的一些钱。战后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和美国（经济合作

署）的援助基金（当然不是借款）主要用于弥补中国巨大的贸易赤字，但没

有适当的计划或控制，对经济无甚裨益。１９３７　至　１９４５　年间实际利用战时信

贷和租借法案合计约　２１．５　亿美元（美国　１８．５４　亿；苏联　１．７３　亿；英国　１．１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