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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部分（第6页）

赋款项，以后间歇地和最低限度地继续到　１９２１　年，这时政治形势明显恶化，

内战变得如此普遍，北京政府的财政控制也就像肥皂泡一样破灭了。①

关税几乎全部用来交付外债的本息和赔款。从　１９１２　到　１９２７　年底，只有

１４２３４１０００　海关两，或扣除基本费用后的关税净额　７１７６７２０００　海关两的　２０％，

北京政府可以用作行政和其他开支。②尽管　１９０２　和　１９１８　年修订从量税，但由

于价格上涨，直到　１９２３　年进口税的实际税率在　２．５—３．５％之间；１９２３　年进

一步的修订把实际税率增加到了　５％。但直到　１９３０　年中国收回关税自主权之

前，这个项目下的税收不可能有较大的增长。

从　１９１３　到　１９２２　年底，盐税收入超过了关税收入。不过，１９２２　年后中央

政府只能得到盐税的一部分。１９１３　年，为了给“善后借款”（没有这笔钱袁

世凯政府可能难以生存）提供担保，任命一个洋会办监督并实际控制盐务署。

虽然可能有损于民族尊严，但这一措施的结果是，中央政府账上的盐税立刻

猛增。盐税担保的实际偿付的外债数目不大——例如，善后借款从　１９１７　年起

用关税偿付。但这种相对不错的局面因继续不断的内战而消失了。各省对盐

税征收的干预渐渐变得严重起来，盐税收入被侵占，走私增加。１９２２　年后，

盐税总收入明显下降，实际提交给北京的部分也减少了。盐税纯收入曾在

１９２２　年达到最高点　８６００　万元，１９２４　年降至　７１００　万元，１９２６　年降至　６４００　万

元，１９２７　年降至　５８００　万元。即使在　１９２２　年，实际提交北京的也只有　４７００

①贾士毅：《民国财政史》，1，第　45—77　页。

②斯坦利？F。赖特：《辛亥革命后中国的海关收入》（1935　年第　3　版），第　440—441　页。

万元（或纯收入的　５５％）；１２００　万元经中央政府同意留在省里；但有　２０００

万元（２３％）未经同意被地方占用。１９２６　年，被省当局和军队截留的盐税总

数达到　３７００　万元，该年提交北京的实际上仅有　９００　万元。①

面对长期的财政困难，北京政府被迫靠借债度日。１９１２—１９２６　年间，财

政部发行了　２７　种内债，票面价值总计　６１４００００００　元。②不过，政府实际收到

的甚少，因为债券出售时总是打折扣——在极端情况下低到只有票面价值的

２０％。关于这个时期发行内债的详细情况不得而知，进入南京政府时期也是

一样。在开设有权发行纸币的新银行和政府借内债之间，看来有一种密切的

关系。这些国内公债的一大部分被中国的“现代”银行认购，它们持有政府

证券是作为投资和作为发行纸币的准备金，虽则也直接借款给政府。

北京政府仅仅遗留给它的继任者　２４１００００００　元内债，这似乎表明，尽管

拖欠，债权人并没有因北京政府打折扣的公债券而太吃亏。北京政府举借内

债，军阀的钱柜就可以不断地得到补充。但是这些借款的收益对国家的经济

没有带来什么好处。内外债的还本付息成了北京政府最大的支出；加上军费

开支，至少占去年总支出的　４／５。③在支付了一般行政费用之后，就没有钱来

为发展进行投资了。省和地方的税收也被军费和警察费用耗尽。④北京政权通

常举借外债也不是着眼于经济的进一步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