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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部分（第7页）

１９１２—１９２６　年期间的新外债，在数量上少于清末的赔款和铁路借款。外

债总数（不包括庚子赔款）从　１９１３　年的约　５．２６　亿美元增加到　１９３１　年的　６．９６

亿美元。①１９１３　年的　２５００００００　英镑善后借款是新外债中最大的一笔。此外，

相当大一部分外国借款是　１９１８　年的所谓“西原借款”——日本利益集团借给

当时在北京执政的安福系军阀和几个省的地方政府的无担保借款，主要用途

是打内战和搞政治阴谋。这些借款中，有一些后来转为合法的铁路和电报借

款，但绝大部分——大概有　１．５　亿元——从未得到南京政府的承认。跟　１９

世纪　９０　年代的日本赔款借款、袁世凯的善后借款和内债一样，北洋军阀这次

穷途末路的借款，除几笔铁路借款外，对中国经济的发展毫无贡献。实际上

有理由认为，中国由于政府欠债（包括庚子赔款）而每年付出的数目大于它

每年得到的新借款。例如，Ｃ．Ｆ．雷默估计，在　１９０２—１９１３　年期间，每年平均

付出　０．８９２　亿元，在　１９１３—１９３０　年期间，每年平均付出　０．７０９　亿元，而在这

两个时期，每年的平均入款则分别为　０．６１　亿元和　０．２３８　亿元。这样大的资本

“外流”必须被看成是从中国经济资源的一笔净提取，其影响可能是阻碍经

济增长。②

１９２８　年南京政府的建立，名义上带来了十年内战后的政治统一。在　１９２８

—１９３７　年的九年中，中央政府对中国本土的财政控制所达到的程度，也许超

过了自清朝以来的任何时期。与　１９１６—１９２７　年的军阀时代相比，无论是税收

或税收制度都有了显著的改进。关税自主是　１９２９—１９３０　年恢复的，有着较高

①P。T。陈：《财政》，见《中国年鉴，1935—1936　年》，第　1298—1299　页。

②千家驹：《旧中国公债史资料，1894—1949　年》，第　366—369　页。

③贾德怀：《民国财政简史》，第　697—698　页；柏井象雄：《近代中国财政史》第　63—64　页。

④C。M。张：《中国地方政府的支出》，见《中国经济月报》，7。6（1934　年　6　月）第　233—247　页。

①C。F。雷默：《中国的外国投资》，第123—147　页；徐义生：《中国近代外债史统计资料，1853—1927　年》，

第　240—245　页。

②雷默：《中国的外国投资》，第　160　页。

税率的新关税增加了政府的岁入。１９３０　年，通过关税用金单位计征，将进口

税从以白银为计算标准改换成以黄金为计算标准，既保住了关税的真正价

值，又从下跌的银价方面增加了收益，从而减轻了巨大外债和内债还本付息

的困难。１９２８　年以前大量被地方占用的盐税，并入了国家财政体系。尽管仍

要转给各省，但盐税的相当大一部分成了中央政府实际上可以得到的。许多

（虽然不是全部）中央和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