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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部分（第5页）

数的增长中可以得到证明，１０００　吨以下的船，从　１９１３　年的　４２５７７　吨增加到

１９３３　年的　２４６９８８　吨。但内河帆船在许多地方坚持了相当长的时期。例如长

江在宜昌以上，帆船总吨数在　２０　年代下降之前，从　１９　世纪　９０　年代到　１９１７

年略有增长。南宁和梧州之间的西江上，也是到了　２０　年代帆船才让位给轮

船。③

在运输部门和在别的部门一样，中国经济在　２０　世纪前半期变化很小这个

平凡的事实往往被掩盖起来，被推到视线之外，而把不相称的注意力放在经

济中很小的现代部门，这表现在官方的言行中，表现在中国经济学家的著作

中，表现在打算写给外国人看的年鉴和报告中，也表现在由非中国学者指导

的对　１９４９　年以前中国经济的研究中——只除了日本人，他们至少在这个问题

上对中国有一个比较“现实主义的”看法。至于南京政府，它放弃了土地而

肆无忌惮地从现代部门榨取收入，这等于建造空中楼阁。

①满铁调查部：《华中的帆船贸易》，第　134—135　页。

②杨端六等：《六十五年来中国国际贸易统计》，第　140　页。

③《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第　228—229、235—236　页。

政府与经济

无论是北洋军阀还是随后的南京政权，都主要从经济的城市部分为政府

筹措经费。中华民国的中央政府既不从农村部分征收大量税收，对半自治的

省和地方上的利益集团的征收和支出也没多大影响。换句话说，在　１９４９　年以

前，没有一届国民政府能够通过中央政府的国库转用国民总收入的大部分。

结果，政府的政策虽然对经济不是没有深远的后果，但从来不真正具备推动

中国经济走上现代经济增长道路的能力。

例如，在　１９３１—１９３６　年间，中央政府的国家总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

２．１％到　４．９％，平均数为　３．５％。（如果各级地方政府的支出也包括在内，

这个百分数可能要加倍。）税收比这少得多，这一方面反映出国民政府不能

成功地调动农村部分的资源，另一方面反映出它不能或不愿对整个社会征收

所得税。而且，即使是这有限的政府收入也大量浪费在维持一支过于庞大的

军队和为继续打内战提供经费，或者为国内外债务的还本付息作抵。无论是

北京政权或是南京政权都不能从其收入中提出资金用于任何重大的发展投

资，它们的政策都无助于经济的私营部分的资本形成。

辛亥革命后，新的共和政府起初与清朝的财政体制作斗争。尽管名称和

官僚主义的结构很快改变了，但共和政府比起它的被取代者来甚至更不能控

制中国的税收来源。１９１３　年，曾尝试划分中央、省和地方的税收来源，但甚

至袁世凯的中央政府也太软弱而不能实施有关规定。１９１４　年以后，除关税和

盐税外，大部分税收由各省管理。从法律上说，田赋（和几种消费税）仍属

于中央政府，但它事实上是在省的控制之下，收入被省在省内花掉，尽管名

曰“某省的国家支出”。袁世凯在他　１９１６　年死去以前，能从各省提取一些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