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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罗布盖孜前卡去（第7页）

地铺旁边架着一挺班用轻机枪，子弹已经上膛，要开火只须动一动扳机。我摸摸地铺下的皮褥子，皮褥子下面还有两张干羊皮。我说：“还行。”

我问：“夜里有情况怎么办？”

志生说：“夜里有情况，黑狗就先叫了。有一条狗太重要了。”

我说：“遇到过什么情况？”

“一般没有什么情况，”郑德说，“倒是有巴基斯坦的牦牛跑过来，我们只好把它们赶过冰大坂，赶过边界。”

我说：“巴基斯坦和我们友好。我们的防区，最担心的是苏联，阿富汗也不可大意。”

是的，明铁盖地处瓦罕走廊，中（国）苏（联）阿（富汗）巴（基斯坦）四国交界。罗布盖孜沟直对巴基斯坦，是我们最放心的山口。

我说：“我想去边界看看。”

王小元看看天说：“还成。”

三五下吃过午饭，我跨上小黑马，郑德骑上枣红色二十五号马。王小元说：“快去快回。”我俩出了哨卡，一溜烟向西南而去。

我们端直去罗布盖孜河的河源。罗布盖孜河在罗布盖孜谷地散漫开，河边草滩绿色养眼，但是，往南近两公里，草滩消失，大片冰雪封锁了河道，河水收窄。我们在草滩和冰雪交接处下马。河流在这里收窄到一米多宽，河水开始在冰层中间流，最后收窄到三十多厘米。从来没有见过这么清澈的河水，我真想撩一掬，洗亮我不曾蒙尘的眼睛。我用指尖触了一下河水，冰冷的河水刺得手指尖像针扎一样疼。

河水最后消失在冰层下，从三十多厘米宽的出水口汩汩冒出。我知道，冰层下依然是河道，依然有河水在冰层下流淌。

我和郑德重新上马，在覆盖着冰层的河道上驰骋，马蹄声像敲鼓一样发出咚咚的声响。待马蹄声变实，我知道下面不再有河道，罗布盖孜河到了尽头。

我的前面和两侧都是冰峰，明晃晃耀眼。我觉得进了一个冰的漏斗，再无路可走了。难道这就是当年玄奘走过的路？我不敢相信。郑德说：“往右边看。”我看见右边是一面雪坡。

“这就是冰达坂。”郑德说。

我们在达坂前下马。郑德说：“今天不行了，时间不够。”

达坂上云雾缭绕，寒气从雪坡上滚下来，扑人面门。

郑德说：“从这里到边界，不过五百米罢了，只不过要爬一个多小时。”

我说：“有那么严重吗？”

郑德说：“一个多小时还算好的。从这里开始，每走一步雪都埋到大腿。这里是雪最浅的一条路了，其他地方根本没有办法走。”

我看见郑德的眼睛发红。郑德说：“其实，你的眼睛已经充血了，再往上走，你的眼睛和皮肤会发绿，那就是高度缺氧了。我们去边界不可能不带武器吧？你想想：枪、子弹、手榴弹，这一身装备至少有十几公斤吧。在海拔五千米的雪山上爬，一个多小时是保守的估计。”

我说：“今天真的不行了？”

郑德说：“真的不行。”

我说：“扫兴。”

郑德说：“不过，从边界返回时很快，把枪和手榴弹抱在怀里，往雪坡上一坐，脚抬起来，不过几分钟就溜到山下了。”

我心有不甘地说：“我一定要再来。”

果然，半年后我便争取到了一次巡逻。那次，我们一行六人黎明前出发。我们一律骑马，全部挎五六式冲锋枪，由副连长鲍仓带队。那次我爬上了冰达坂，看上去五百来米的冰达坂，真的竟然爬了一个多钟头。

一上冰达坂，雪就埋到大腿。我们挎着冲锋枪，背着手榴弹上山，在海拔五千米的高度，艰难地一寸寸挪步。这时的我们，血涌上脑门，嘴张圆了呼吸，干裂的嘴唇嘬着，像扔在岸上的活鱼；眼睛红了，脸色发紫，最后变绿。我想，这时如果我的血液流出来，一定也是绿色的。帽子被风刮到雪地上，只需退后一步就可以捡到手，但是，谁也不愿退后这一步，走这一步，要付出多大的努力！白狗这次也和我们同行，白狗也走得很艰难，它的四条腿深深地陷进雪里。它跳跃着，像在雪海里往前游。快到山顶时，云雾缭绕，我们被云雾包围着。一百米开外就是分水岭，那里有界碑。一百米时，我们需做战术动作，我们得猫了腰，子弹上膛，端着枪摆出冲锋的姿势。踉踉跄跄来到界碑下，站直了，不能趴下。白狗围着界碑转了一圈，瘫倒在界碑下边。

这是一座一人多高的界碑，靠我们这一面刻了大大的“中国”二字。沿着分水岭往两边走，五十米开外，还有两个小小的分界碑。整个山口不过几百米宽，在它的两侧，两座壁立的冰峰在云雾中看不见山巅。而在我们的对面，同样的雪坡下，一面冰峰像照壁一样挡住人的视线。冰峰边上，有一条通道通向旁边的一个山沟，这就是玄奘当年走过的路吗？那个叫冯其庸的学者，是不是也到这座冰达坂上来过呢？

我们察看了边界线，看有没有人来过的痕迹。我们站在界碑这边，真想一步跨到界碑那边去，这样，我们就出国了。在那个年代，出国是一件想也不能想的事。

这是后话。

而在这一天，我和郑德没有上冰达坂，我们原路返回。

我们返回时，吴明德已把老辕马喂饱了。王小元急急慌慌地从我手中牵过小黑马，带它到河边吃草喝水。

太阳西斜时，我骑着老辕马，王小元骑着小黑马，老毛驴拖着空板车，白狗跑在前面，我们一行四个，回明铁盖哨卡了。

２０１４年５月２４日２３时１６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