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治联合机制建议书草稿”
这是蜂窝平台与来自全国各省的108个试点村共同起草的文件,意在通过平台工具与制度基础,将蜂窝制度从“网络自治”走向“全国协同”。
陈鹏飞坐在祠堂门口,一边喝着热水,一边听林璐璐讲新一批制度图谱演化分析:
“现在平均每条制度有4。6个版本,平均争议节点3个,群众参与度最高的达到87%,最常参与人群——不是干部,也不是青壮年,而是村里45岁以上的中年妇女。”
她笑着说:“你敢信?最热衷写制度的,是这些原本连账本都不愿翻的‘主妇’。”
“她们说——‘这回是咱说了算,那咱就说到底。’”
陈鹏飞笑了,感慨万分:“好。”
“咱这制度,终于不是为了‘管’,是为了‘过’。”
“制度,不是高高挂起的准绳,是让一个人能有个好日子的方法。”
……
与此同时,北京也传来正式批复。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通知:
“蜂窝村治机制被列入‘基层制度创新观察网络核心试点’,其制度轨迹数据将纳入中央制度模型库,供后续区域性改革设计参考。”
“同时,蜂窝平台被授权作为‘村级制度实验样本网络联合协调点’,拥有非行政性质但具公共制度建议权。”
简而言之——蜂窝制度,成了“非官方但有建议权的制度实验中心”。
这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制度不再只能由上而下生成,也可以由下而上传播。
意味着农民写的制度,也能进国家档案库。
意味着一个村、一个祠堂、一块墙,也能成为制度生产地。
而更让人震惊的,是紧接着的第二项国家动作:
教育部宣布,部分农业高校、公共治理学院将开设“蜂窝制度案例教学课程”。
中央党校与国家治理研究院,也已引入“蜂窝制度演化图谱”作为教材样本。
这意味着,蜂窝制度,进入了讲台。
进入了课本。
进入了思想。
……
十月初,蜂窝平台第一次全国大会在陈家村召开。
不是政府会议,也不是专家论坛,而是一场真正意义上的“制度群众大会”。
没有主席台,没有红绸布,只有一张张木桌,围在晒谷场上。
来自不同村的制度参与人轮流发言,有人带来失败的水利轮岗制度,有人分享老人议会机制的新版本,有人提出如何用制度构建“共育网络”,让留守儿童能在村内获得持续支持。
每一个声音都不完美,但每一个声音都真实。
“我们不怕说错,就怕没人听。”
“制度是活的,那我们就敢活着写。”
陈鹏飞最后一个上台,他没有讲长篇理论,也没有感谢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