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他们已经看见了——只要把真实的经验教出去,把实用的方式传出去,把一种“我们也能”的信念送出去,哪怕只送到了一个村、一户人、一双手,也已经足够。
因为“蜜果学院”,从来不打算为自己立碑。
它只想为别人的土里,埋下一颗能开花的种子。
又过了几天,陈家村迎来了一个特别的访客。
这天清晨,一辆挂着“华南农业大学乡村振兴研究所”标志的中巴车缓缓驶入村口。车上走下几位戴着眼镜、身着简洁西装的中年人,还有几个年轻助理模样的学生模特,手里拿着录音笔和笔记本。
陈鹏飞早已在村口等候,笑着伸出手:“欢迎欢迎,路远了吧?”
为首的一位教授模样的人握住他手:“陈先生,您好。我是刘卫国,华农乡村振兴课题组负责人,我们是看了贵村和‘蜜果学院’的资料后,特地赶来,希望能现场调研,看看这种‘从下往上生长’的乡村品牌模式。”
陈鹏飞没客套,领着他们先参观厂区,再去学院讲堂,最后在祠堂会议室安排了一场面对面座谈。
“我们不怕看,只怕您们觉得咱太土。”他半开玩笑地说。
刘教授点头,带着一丝认真:“解决了那么多村解决不了的根本问题——人心怎么聚?制度怎么立?合作怎么持续?你们这一套,是我们课题组最想搞清楚的。”
陈鹏飞笑了笑,没多说,领着他们一行人从新建成的车间一路走到封装区。女工们正在流水线上娴熟地操作,果子洗净、分装、封罐、贴标,一气呵成。每一个环节前都有小黑板,标明本班组负责人、当日出品数量和质量反馈。
“你们这套责任制,是怎么推行下去的?”一位年轻研究员问道。
陈鹏飞不慌不忙:“我们起步时没有这些表,是大家凭良心干活。后来货量上来了,必须靠制度才能稳,于是我们就请愿设‘谁干谁签名’制度——贴的标签下面就有工人的名字,出了问题客户能找回人。”
“那工人不怕担责?”
“怕啊,一开始谁都怕。但我们不是让人背锅,是鼓励大家正视每一件自己经手的产品。你只要敢签名,我就敢信你做得认真。”
刘教授点头:“你们这个是从信任出发,倒逼制度落实。”
“是。”陈鹏飞认真地说,“我们没资源、没外援,只能靠‘真’和‘稳’撑起来。你要真做,制度就自然长出来了;你一浮,制度也就成了样子货。”
走访结束后,一行人来到祠堂会议室。
陈支书早已泡好了茶,一边添水一边笑着说:“咱这地方,穷出名的。但穷人也讲理,也讲规矩。我们是从‘小合作’起步,慢慢拉一户算一户,才有了今天的‘蜜果牌’。”
刘教授翻着资料本:“我特别想知道,你们这个‘蜜果学院’的逻辑,从办第一期的时候就这么成熟吗?”
“哪有。”芳兰在一旁插话,“第一期就是陈鹏飞拉着我们几个,把村里工人召来讲流程,讲完了大家提意见,第二期才算像样点。我们是一边干一边学,不会写论文,但知道这事要一口气干到底。”
研究员们听得入神。
刘教授感慨:“很多地方是‘项目一到,人就散’,你们这儿是‘人没散,才敢申项目’。这反着来,是我们最想看到的例外。”
祠堂外,风吹动了那面“百村百品示范点”的旗帜。阳光洒在庭院砖地上,几个年轻人坐在走廊台阶上,对着笔记本电脑敲敲打打,准备整理这次调研成果。
刘教授看了看天色,说:“陈先生,我们研究组这次来,不止是为了做一次田野调研。我们有一个初步设想——想邀请您和几位学院讲师,参与我们即将成立的‘乡村振兴教学联盟’,担任特别顾问。”
“什么意思?”
“简单来说,就是我们想把你们这些‘真经验’,变成一套可推广、可复制、能讲得通的课程系统。不是专家编出来的,而是你们自己带着亲历讲出来的。我们来辅助你们做成系统教材,进入更多高校、更多培训班、更多乡村。”
陈鹏飞沉默了一会儿,终于点头:“我愿意试试。但我说话不讲套话,也不包装,我只会讲我们怎么干,干错过什么,怎么扛过来。”
刘教授哈哈一笑:“我们就怕你讲得太虚。就喜欢你这种——脚底下有泥,心头还有火。”
芳兰望着陈鹏飞,轻声说:“这一次,是咱村把经验教出去,而不是别人来教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