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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一样的烟火深度访谈02（第5页）

正因为此，当你跟我在闲聊中，说到你通常不是在家里，而是去国家图书馆去写小说的开头，而且你喜欢写作时，身边有人在走，而不是那种特别安静的氛围，倒真是有些出乎我的意料了。当然不管怎样，一个能把小说写得这么迷幻，迷幻到模糊了现实与梦幻界限的人，我想在生活中也有很迷幻的一面。依你看，写作与现实之间，该怎样保持一个合适的距离？

徐：哦，这个距离，到现在我也没有找到。你说得对，我就是那种喜欢做白日梦的人。每写一部书我都会深陷其中不能自拔。写完了以后回到现实中经常感觉无法适应。所以这也决定了我在生活中情商巨低，完全不会来事儿的结果。而且前面我说了，在中国情商比智商重要多了。

但是在《羽蛇》里有一段话：“你为什么也要像别人一样，把现实和梦分开呢？告诉你一个秘密，现实和梦，本来就是一回事，因为灵魂和肉体一样，有工作也要有休息，灵魂工作的时候，就是现实，灵魂休息的时候，就是梦，你细想想，是不是？我灵魂工作的时候，正好是你的灵魂休息的时候，所以对我来讲就是现实，对你来讲就是梦，是不是？”这段话，说的就是我自己。

我明白当我做梦的时候，很多人把现实利益都拿走了。但我依然很享受做白日梦的状态。

傅：以我的理解，有两种状况的写作，带有更大的不确定性。一种是离现实太近。要左拉活在当下，他多半会发现他奉行的自然主义创作是很可疑的。还有一种是离现实太远。对于一个对现实有着特别关切的严肃作家来说，一次次天马行空的想象，很可能伴随着一次次强烈的自我怀疑。在常年的写作生涯中，你有没有对自己写作的意义产生过怀疑？写作对你来说又意味着什么？

徐：曾经有过两度怀疑。一是20世纪80年代末的春末夏初。当时我觉得在巨变之下继续爬格子不但无意义，还是耻辱，所以我整整三年没有写作，就随意画画和刻纸，1990年办了个人刻纸艺术展。1992年去敦煌，被敦煌艺术所震撼，才又开始了写作。

第二次大约是在2005或者2006年，我突然对自己坚持的一切和整个人文环境产生了强烈的质疑。这种质疑得不到答案，那时候真的很痛苦。我第一次感觉很恐惧，那时我对这个世界充满恐惧。

很久以后我才明白，这种痛苦主要是因为社会游戏规则改变了，而自己还太不适应。同时自己也有问题：太绝对化了。

水至清则无鱼嘛。实际上任何社会都需要相对的妥协，大家才能够生存，连海底世界也有“共生”的定律嘛。但是另一方面，社会游戏规则的改变确实带来很多问题，譬如人格的矮化，犬儒主义的无限增多，等等。

你说到自然主义写作，我觉得很难做到，在中国成为真正的现实主义作家是很难的。

傅：深以为然。关键在于是真正的现实主义，而不是伪现实主义。

徐：因为现实主义作家肯定应当是批判现实主义的。托尔斯泰也罢，巴尔扎克也罢，都是批判现实主义大师。一个作家如果不和社会保持一种紧张的对峙关系，而只为了谋求现实利益去copy某些陈词滥调，这是现实主义写作吗？这实际上也是我在2005、2006年反复叩问的一点。我在我的工作岗位上越来越了解到社会的某些潜规则，我亲眼看到一些无良的所谓作家，用恶心的手段博取了他想得到的一切，一边还做出忧国忧民状，来博取鲜花和掌声，现在所有人都视他为大师。演得真不错。

而我写作的原则是：在面对某些禁忌无法表达的时候，我宁可采用一种曲折婉转的方式表达，也绝不会昧着良心去正面表达一种虚假的东西，相比之下，我倒认为这种写作比某些所谓“现实主义写作”真实得多。

“我一无所有，所以也就不怕‘刀尖上的旋舞’。”

傅：对你有所了解的人，都知道你同时还是编剧、画家、刻纸艺术家。文学界少有你这么多才多艺，而且在每一个领域，都有自己的造诣的。就我读到的这些作品，在《白木马与喇叭花》《亚姐》《歌星的秘密武器》里，你写到了编剧界、影视娱乐界的秘密生活；至于绘画怎么影响了你的写作，读你的小说，就像奔赴一次次丰富驳杂、五彩斑斓的视觉盛宴。当然这么说，都太过笼统。我想还是由你自己现身说法，谈谈这种跨界的艺术实践，怎么影响了你的写作吧。

徐：我历来不务正业，爱好过于广泛，现在美其名曰叫“跨界”。其实这很正常，一个人同时对多领域爱好并有建树，并不是什么稀奇的事。达·芬奇就是典型，他除了是画圣，还是雕刻家、建筑师、植物学家、作家、解剖学家、音乐家、数学家、工程师、发明家，他甚至可以画出飞机的制造构图……与他比起来我们算得了什么呢？

世上一切学问、一切艺术都是相通的啊。这道理古人早就明白。舞剑和绘画有何关系？而吴道子观裴旻舞剑竟“挥毫益进”；听水声与写字有何关系？而怀素“夜闻嘉陵江水声，草书益佳”；更有打球筑场、阅马列厩、华灯纵博、宝钗艳舞、琵琶弦急、羯鼓手匀……这些与写诗有何关系？而陆游却因此“诗家三昧忽见前，屈贾在眼无历历，天机云锦用在我，剪裁妙处非刀尺”…一句话，就是功夫在诗外。每每写作的时候，很多画面就会自动呈现在我眼前，很多杂七杂八似乎没用的知识也会突然跳出来帮我的忙。

傅：你的丰富、驳杂，自然源于你对很多新鲜事物都有着浓厚的好奇心。比如，对网络文学，你就表示出超出很多同时代作家的热情。在你的小说里，你也会吸收一些网络上的流行说辞。从一个访谈资料里，我还看到，你对处在争议中的网络文学有很高的评价。

徐：好奇心那是肯定的。但是从来没对网络文学有很高评价啊。最早接触网络文学还是莫言推荐的，说有个网络作者李傻傻写得不错，我就看了，也没看出个所以然。当然也有网络小说不错，譬如《三体》。

唯一一部对网络语言有借鉴的，是《炼狱之花》。因为我写的场景，需要最当下的年轻人的流行语。

傅：这些流行语，大概在编剧时，特别能派上用场。我听说过一些作家客串当编剧，但大多有过短暂的接触以后就放弃了。像你这样长期坚持在编剧一线的作家，真是少之又少。不妨从作家的角度谈谈，对编剧这一行业的认知。我还想知道，作家与专业编剧，在进入编剧这样一个角色时，会有怎样的不同？

徐：我不是“坚持”在一线，是因为我的职业就是编剧，没辙。可实际上真的不是个称职的编剧，至少在工作岗位上是这样：因为好的编剧是编剧匠，是行活儿，上面让你写个什么你短平快地完成了，这就是好编剧。而我在央视20年，没写过一部命题作文，这哪是好编剧啊？

但我进入这个行当是很早的，1986年，广西厂（广西电影制片厂）张军钊导演（《一个和八个》的导演，当时张艺谋是他的摄像）看过我的中篇《对一个精神病患者的调查》之后联系了我，改电影，我当编剧。只写了一稿。四千块，是当时最高的编剧费。后来获了一个第十六届莫斯科电影节特别奖，但我看那部成片的时候，觉得完全与我的小说无关。

我认真写剧本并得到高度赞扬的只有两部（注意仅仅是剧本得到赞扬），一是《德龄公主》，二是去年播出的《虎符传奇》，播出的效果前者已经令我汗颜，后者简直惨不忍睹。从此我养成了个习惯：凡我编剧或者根据我小说改编的影视剧一律不看。

作家与编剧的根本性区别就是一句话：前者是个人化劳动，后者是集体劳动。

傅：说到这里，我特别想到“私人化写作”的提法。20世纪90年代，你和陈染、林白、海男等，正是作为“私人化写作”“女性写作”的代表作家，被读者认知的。但说实在，这样一些集体的共性的命名，更像是一种似是而非的概括，让人记住的同时，也遮盖了不同作家的创作特性。你自己怎么理解？

徐：我从来就不认为我是什么“私人化写作”。

我的很多小说表面上似乎与社会历史无关，但是细心阅读后会发现，在梦想与现实的对立中，它最终是遥遥指向文明、历史与社会的。这样的小说中表现的叙述方式和内心体验并不是一种完全个人的东西，它与历史和现实都构成了一种张力关系。

傅：你很好地概括了自己的写作。事实上，写作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谜。很多时候，作家从宽阔的门里进去，往往走到了死胡同，而从窄门里进去，反而可能窥见一个宽阔的世界。

你走的是窄门，在这门里，你持续不断地往自我或是人类意识的深层掘进。这无疑是一种耗损的写作，就好比是在刀尖上旋舞。你自己也有一个说法，男作家写到最后拥有一切，而女作家写到最后一无所有。我好奇的是，是什么支撑着你几十年如一日做孤独的探索，并有如此丰富的创造？

徐：我已经一无所有，所以也就不怕“刀尖上的旋舞”了，也可能是“刀尖上赤足的旋舞”，如同小人鱼为了爱情喝下巫师的毒药一样。疼痛，会让你清醒，会给你刺激，所以说太幸福的人没法儿写出好作品了，痛苦才能给人power！

说到我坚持的勇气和动力，基本上来自两个人，一位是我的父亲，父亲是这个世界上真正爱我的人，一位正直智慧善良无私的老知识分子，早早就离开了这个世界。在世的时候，他总是为我每一点小小的成绩骄傲。另一位是在我很小的时候遇见的一个人，从我的一些作品里可以看到他的影子。他们对我的一生都有巨大的影响，换句话说，是他们的精神力量和爱滋养了我的一生，让我即使面对黑暗也永不坠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