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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历史需要不断解读

本卷所收之《帝国的终结》，初稿完成于2003年11月。2005年8月，香港三联书店推出了它的海外版。后来经过修订，又在2007年11月，由复旦大学出版社推出大陆版。而且第一次印刷，就印了十五万册。加上重印，最后一共发行二十一万册。

这很让我感到欣慰。因为这本书，其实很“学术”。它的香港版，甚至还按照学术著作的惯例，给引文加了规范的脚注。后来，为了便于阅读，在出复旦版时，才根据著名历史学家樊树志先生的建议，把脚注移进了正文。以后出版的《品三国》和《先秦诸子百家争鸣》，也都按照这个体例来处理。这是要感谢樊先生的。

更要感谢的，是老先生专为本书拨冗撰写了序言。在这篇序言中，樊先生表达了一个观点：历史需要不断解读。因为按照英国历史学家卡尔和荷兰历史学家盖尔的说法，历史不过是“现在与过去之间永无止境的对话”（卡尔），或者“一场永无休止的辩论”（盖尔）。既然如此，则不同的作者，从不同的视角，用不同的方法，对历史作出不同的解读，也就理所当然，而且非常必要。

问题是如何解读。

解读需要审视，而审视需要怀疑，特别是要怀疑那些流行的说法。实际上，流行未必正确。比如“封建专制主义”，就很可疑。为什么？因为封建必不专制，专制必非封建。什么是“封建”？封，就是划定疆域，分配领地；建，就是建立政权，指定领主。天子把天下分成若干“国”，划定一个范围，指派一个国君（诸侯），然后世袭，叫“封土建国”。诸侯再把“国”分成若干“家”，也划定一个范围，指派一个家君（大夫），然后世袭，叫“封土立家”。这就是“封建”，是周代的政治制度和国家制度，我称之为“邦国制”。

秦汉以后的制度，则是“帝国制”。帝国与邦国的不同，首先就在于是否封建。邦国是一定要封建的，天子封建诸侯，诸侯封建大夫。帝国则一定是不封建的。就算封王封侯，那也是荣誉称号；就算封了土地，王侯们也只是地主，不是领主。他们对那块土地，只有财权，没有主权，也没有治权。这，充其量只能叫做“封而不建”。

实际上，帝国实行的是“郡县制”，邦国实行的才是“封建制”。天子封建诸侯以后，诸侯如何“治国”，天子是不管的。诸侯封建大夫以后，大夫如何“齐家”，诸侯也不管。然而在帝国时代，州官如何治州，县官如何治县，皇帝或朝廷可是要管的。就连谁去当那县官州官，也归皇帝或朝廷任命，不能世袭。所有的权力，仍然归于中央，州县不过代理。

显然，帝国制或郡县制，是“集权制”。邦国制或封建制，是“分权制”。真正的“封建社会”，连集权都做不到，又哪来的“专制主义”？同样，把秦汉唐宋元明清，都称之为“封建社会”，也成问题。因为秦汉以后就不“封建”了，怎么还是“封建社会”？

所以，今后遇到这类说法，我们至少也得问一句：是这样吗？

其实就连帝国时代，也未必都专制，也有不专制的。大体上说，明清以前，是有时候专制，有时候不专制，或者专制得开明。比如按照唐代制度，一道命令，如果不经政事堂会议通过，加盖“中书门下之印”，就直接由皇帝发出，是不合法的。虽然也有皇帝这么做，但要么是蛮不讲理（如武则天），要么会不好意思（如唐中宗）。连带强行任命的官员，也会被人看不起。所以，“集权必专制”的说法，恐怕还值得推敲。

当然，明清以后，废宰相，建厂卫，大兴文字狱，就完全是专制了。这也并不奇怪。因为从集权到专制，原本只有一步之遥；从专制到独裁，也同样顺理成章。就算那皇帝是个娃娃，或者弱一点，如果太后厉害（比如慈禧），还不是照样专制，照样独裁？

这就是“帝国的胎毒”了。也就是说，帝国制度的本性，就是要从集权走向专制，从专制走向独裁的。这笔账，甚至要从“商鞅变法”算起。因为商鞅变法的主要内容，就是变封建为郡县，变分权为集权。所有的权力，都要集中在国君手里。人民群众，包括贵族和士人，都没有言论自由，也没有思想自由，只能“以法为教”、“以吏为师”。

显然，秦政就是专政。即便不是暴政，也是苛政。专政是不能持久的，因此秦帝国二世而亡。这才有了后世的开明专制，甚至“不专制”。当然，也绝不会“民主”。

不民主的结果是什么呢？是帝国不可避免地由集权走向了专制。这当然有一个逐渐变化的过程。研究这个过程，也是一件有意思的事情。其实，按照原来的计划，我这“帝国系列”本是“三部曲”。《惆怅》和《终结》之后，还会有一本书谈制度的演变。但这个计划因为走上“百家讲坛”而被中断，还不知将来是否可能再写。留下的，只有一篇提纲性的文字，这就是原本收入《惆怅》一书，现在移到本卷的《好制度，坏制度》。

2010年12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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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樊树志　　（1）

复旦大学出版社社长贺圣遂先生、总编辑高若海先生，要我为易中天先生的大作《帝国的终结》写一篇序言，当即欣然同意。如何下笔颇费踌躇。以易先生目前“学术明星”的声望，正如他的名字一样——“如日中天”，所写的书，都是读者争购的畅销书，无须我的序言来锦上添花，何况我的序言未必能够“添花”。之所以“欣然同意”，不仅仅是作者和出版社方面的盛情难却，确实发自内心。在我认识易先生之前，已经在新闻媒体上有了文字之交。

2006年上海书展，我应邀在书展现场（上海展览馆）作一次演讲，推介中华书局出版的拙著《国史十六讲》，演讲的题目叫做“重新解读国史”。演讲完毕后，有人提问：易中天在央视百家讲坛的“品三国”是不是“戏说”？我说：不是。他再问：是不是介于“戏说”与“正说”之间？我说：不是，就是“正说”。他问：为什么这样说？我说：他用《三国志》，而不是用《三国演义》来讲三国历史，对历史事实与细节有所辨析，所以是“正说”。只不过讲的方式和历史学家有所不同，生动活泼，引人入胜，令人耳目一新，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我还特别强调，由于他和百家讲坛的各位“讲师”的努力，通俗生动讲解历史，为大众喜闻乐见，激发大众对历史的兴趣，形成了近年来盛况空前的历史著作畅销的“历史热”，这是一件大好事。我作为从事历史教学与研究的专业人员，非常感谢他们，对他们表示深深的谢意。

没有想到，这些话竟然在第二天的《新闻午报》上发表了，标题赫然：“史学大师樊树志教授力挺易中天”，使我感到意外。所谓“史学大师”当然是那位记者“加冕”的，本人何德何能，敢戴这样的“高帽子”！无论道德、文章都与前辈大师相去不可以道里计，这点自知之明还是有的。不过“力挺易中天”倒是事实，并未违背我的原意。后来听易先生说，同样标题的报道，也见于香港《大公报》。可见，敏锐的新闻记者，感觉到这是吸引眼球的“新闻”。或许是因为，与大众一片叫好形成强烈的反差，在学者圈子里，对易先生颇多非议。我大概属于学者中的另类，敢于“力挺”，便成了“新闻”。我感到很高兴，新闻记者能够把不同声音公之于世，表明学术界并非只有一种声音。

此后，我在复旦的课堂上，多次重申了上述观点，并且向他们学习，尽力把历史讲得生动活泼，而又要入木三分，发人深思。这几年来，我每个学期都在复旦开讲“国史概要”，每次听讲者都有两百多人，看来“历史热”已经影响到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