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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部分（第3页）

红军突然出击，敌人被打得晕头转向，全部就歼，敌师长李明重伤后被俘。

敌第五十九师被红军右翼部队在霍源附近山区紧紧围住，大部就歼，敌师长陈时骥又被俘。

这次黄陂战斗是一个漂亮的歼灭战。

受重创的敌人不甘心失败，他们改变原来的三个纵队推进为前、后两个纵队，向广昌大举进犯。

我方准确地掌握敌军动向，当敌后纵队集中在东陂、黄陂一带，前纵队向新丰前进时，红军又以优势兵力，对敌第十一师、第九师和第五十九师残部，实行大包围，歼灭了全部敌人，再取得东陂、黄陂战斗的胜利。

这样，国民党的第四次“围剿”就基本被打破了。

刘伯承带领作战局长张云逸、情报局长曾希圣等组成精干的指挥机关随军行动，在第四次反“围剿”战斗中发挥了巨大作用。

蒋介石认为这是他“最大的耻辱”，“有生以来惟一之隐痛”。

敌总指挥陈诚发出哀鸣：同红军作战是一种“终身职业”，又是无期徒刑。

蒋介石得知后，将其臭骂了一顿。

刘伯承特别重视每一个战役、战斗的经验，第四次反“围剿”发扬了前三次反“围剿”的成就并有所发展，为了把胜利的经验加以总结，概括综合为条例化、理论化，他摘译了多篇具有针对性的军事论文，从多角度来阐述机动战略战术的军事理论的正确性。

尤其是他由苏联的《我们的战术原则》一书摘译出《机动的要义》精粹部分，以及他写的《译者前言》更是包涵指导性。

刘伯承首先引证了原文的核心思想三条，其中有“机动的目的在包围或迂回敌人的翼侧，若不能如此时，才对之突破”等要义，然后他明确地纠正指挥员对机动战的误解，他写道：“有些同志对上述的机动要义还是‘囫囵吞枣’地了解，甚至有误解为‘临机应变’或‘机断专行’者。

同样，在实际战斗中也发生有以下不合机动要求的现象：其一，不知机动要找敌人的弱点而以主力突击之，乃单是勇往直前去单攻敌人的正面，常演成对抗状况，或攻而得势，既不扩张战果更不防备敌人的反机动。

这样当然不容易取得廉价的胜利，间或遭受到不需要的损害。

其二，不知机动要选定主要方向，在决战的时间和地点集中去突击敌人，乃单凭主观的诱敌深入，到处分散兵力，一发觉有不合之处，就随便调动部队，牵弄兵力，使其不能适时参加战斗；或在扩张战果之际，又感觉到本身的损害，停止追击，甚至退出战斗，轻易放弃了消灭敌人的良机。”

。。

终于拿到了俄文这把金钥匙（6）

一共400字，他指出了两个误解。

他在这篇《前言》最后说：“还望同志们参照我们的实际情况去灵活运用。”

刘伯承常爱讲“不可五个手指按五个跳蚤”，意指应该集中兵力于敌人的弱点。

他反对“牛抵角战术”，很明显是在倡导机动战。

的的确确，刘伯承为了使机动战思想普及，他做了不少有效的工作。

刘伯承关心红军建设，为了体现这支人民军队的本质，他纠正旧式军队遗留下来的不平等的称呼。

从贯彻官兵平等的原则精神出发，把军官改叫指挥员，士兵改叫战斗员，传令兵改叫通信员，伙夫改叫炊事员，马夫改叫饲养员，挑夫改叫运输员。

当时营级政治工作干部没有恰当的称呼，刘伯承建议以“政治教导员”命名，这样可同连政治指导员相联结，原红九军团政治委员蔡树藩，在庆贺刘伯承50岁寿辰一文中说：刘伯承当年的这件事，给他留下了莫大的好感。

刘伯承首订职务新称呼一直传到今天，足见他为军队建设办了一件有意义的事情，值得怀念。

同李德抗争经过四次反“围剿”胜利后，中央革命根据地政权建设、经济建设都取得了很大成绩，主力红军和地方武装扩大到8万余人，赤卫队等民兵武装也有很大发展。

而国民党方面，在1933年5月开始，又策划第五次“围剿”。

蒋介石设立了“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南昌行营”，直接指挥这次大规模（调集了67个师又9个旅）的“围剿”，采取持久作战和堡垒主义的新战略，压缩革命根据地，寻求红军主力决战，以求摧毁中央革命根据地。

但是中共临时中央不做反“围剿”的准备，却命令红一方面军主力继续在闽西北和抚河、赣江之间地区对国民党军实行不停顿的进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