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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部分（第6页）

的原种、充分的肥料和水、最适作物的模式和在劳动力短缺的关键地方实现

机械化等问题，都不是容易解决的。总之，２０　世纪头　７５　年的全部经验表明，

只有制度上的改革和先进技术的大量投入，中国的农业问题才能解决。

如果民国时期的农业组织缓和了独裁政权的强制储蓄对中国农村的冲

击，这是因为对一个农民的命运会比他的父辈和祖辈稍许好一点已不存任何

希望。换句话说，如果　１９４９　年以前中国农村中的农民－地主－政府关系再分配

的效应，对农民不是普遍认为的那么繁重的话，那么从长远看这种关系在产

量上的效应对整个经济来说是趋向衰减的。土地占有权、农村高利贷和递减

的税制是自然出现的问题，围绕它们，人的感情可以被动员起来，去推翻一

个让人看不到改善的前景的社会制度。

我们对人口（１９１２　年　４．３　亿，３０　年代　５　亿）和耕地面积（１３．５６　亿亩和

１４．７１　亿亩）所使用的估计，表明在　２０　世纪的头几十年中，人均耕地面积从

３．１５　亩降到　２．９４　亩。卜凯的调查收集到的资料也表明，从　１８７０　到　１９３３　年，

普通农场的规模缩小了。①虽然根据的是不同的资料，用的是不同的方法，但

两种估计很接近——卜凯：１９１０　年一户　２．６２　英亩（作物面积，１　亩＝０．１６７

英亩）；１９３３　年，２．２７　英亩。珀金斯（假定一个普通的五口之家）：１９１３

年，２．６　英亩；３０　年代，２．４　英亩。１９３４—１９３５　年经营的农场的规模分类，

见表　１６（３）。在南方省份（卜凯的“水稻地带”），平均耕作单位大体上

趋向于比北方（“小麦地带”）的小。在所有的地区，家庭人口与农场规模

之间有一种值得注意的相互关系，表明高人口密度促使土地价格变得如此之

高，农民只有以一种过多地使用劳动力的方式去经营它才值得。因此，当家

庭成员少的时候，农场规模也小。

农场趋向于分裂成几处不相连接的小块土地，这个事实增加了小型耕作

的不经济方面，这基本上是中国继承制中缺乏长子继承权的结果。相当多的

土地被浪费在地界上，过多的劳动时间被用于从一小块土地走到另一小块土

地，灌溉则更加困难。卜凯的平均数是每个农场　６　小块；其他作者的数字从

５　小块到　４０　小块。

尽管中国农民曾经灵巧地开发传统农业技术到了可能性的极限，但是　１９

和　２０　世纪在种子、工具、肥料、农药等方面的进展很少传入中国农村。投资

农业是以压倒优势投资土地。人力比畜力更为重要，农具——许多世纪以来

很少改变——则要适合人力。每英亩土地上人力的利用可能比世界上任何别

的国家更密集，虽然自相矛盾的是，除去高峰时期如播种或收获季节以外，

个体劳动力没有被集中使用。年龄从　１６　至　６０　的农村男人当中，参加全日工

作的只有　３５％，５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