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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部分（第3页）

引起中国白银外流，而银价上升首先是由于英国、日本和美国放弃金本位，

然后是由于　１９３４　年的美国白银法案。在这个物价急剧下降的时期，农民的固

定成本和工业品价格的下跌倾向于比标准的农产品价格的下跌少一些，后者

首先下跌，并跌得非常快。农民对萧条的反应是明显地趋向于缩减商品作物

的生产，恢复传统粮食作物的种植。①１９３１　年后，由于城市的劳动力返回农

村地区，对农民特别是小农的家庭收入至关重要的非农业就业机会，可能也

有暂时的下降。②关于农场工资的数据资料是零星的，但工资的下降可能比农

产品价格的下降少。在　１９３１—１９３４　年期间，田赋平均增加　８—１０％（然后在

１９３５—１９３６　年期间下降），而地价从　１９３１　年起下降，这表明在萧条中农民

的实际税收负担有增加。③从农村地区向上海和其他城市的白银流出，使农民

更难于得到贷款。总之，农业部门在以前长期通货膨胀阶段的一些收益，在

１９３１—１９３５　年间丧失了。到　１９３６　年，农产品价格和商品作物产量都在恢复，

但不久日本人在　１９３７　年的入侵和全面战争引出了新的问题。

首先是直到　１９３１　年有利的价格上升，接着在　１９３１—１９３６　年价格急剧下

降了几乎　２５％，这使许多农户受到影响，受影响的程度则视农业的商业化和

卷入市场交易的程度而定。珀金斯曾估计，在　２０　年代和　３０　年代，农产品的

２０—３０％在当地出售，另外　１０％运到城市地区，３％出口。同　１９１０　年以前比

较，后两类分别增长　５—７％和　１—２％。章有义编的定性数据资料也证实了

２０　世纪商业化的增强，尽管他的初衷是为了说明本国和外国帝国主义商人的

①李文治和章有义编：《农业史》，3，第　476—480、622—641　页。

②同上书，3，第　480—485　页。

③《农情报告》，7。4（1939　年　4　月），第　49—50　页，见李文治编：《农业史》，3，第　708—710　页。

活动给中国农民带来有害后果。①但是，在比较商业化的长江流域各省以外的

地区，除了有商业头脑的富农，大多数农民跟市场仍然只有最低限度的联系。

如果我们记得商品作物（绝大部分在市场上出售）在　３０　年代占农产品的　１７

％，那么珀金斯对商业化程度的估计就包含有这样的意思，即粮食作物产量

的　１／４　弱是农民卖的，并大多是在地方集市上卖的，不大受国际价格趋势的

影响。甚至在湖南主要的稻米市场和中国最大的市场之一的长沙，３０　年代的

价格波动主要只同本省的收成和地方政治形势有关。对农业社会的大多数人

来说，全国物价平均下降　２５％意味着实际收入的下降比这少得多，可能只有

５％。就是说，萧条的影响——和其他价格变化，上升或下降——对中国的内

地省份来说，也许还比不上不可避免的气候波动造成的灾难。

中国的农业养活中国的人民，甚至在最低限度的消费水平之上产生一个

小小的“盈余”。总的说来，按照最终用途，食物消费相当于国内支出的　６０

％，而个人总消费占　９０％以上，留下几乎无足轻重的数目用于公共服务、政

府消费和投资。①正如表　１２　所列人均农业产值　３８—３９　元所表明的，这明显地

依旧是一种“贫穷的”经济，人口的大多数只能维持最低限度的生活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