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69小说网

第41部分（第3页）

不过，虽然爆炸的冲击波过去之后，常溪萍的脸上只被落上一些灰尘，并没有被抹黑。因为那张大字报，除了一连串“黑帮分子”、“政治投机家”之类大帽子之外，并没有多少足以动摇人心的货色。它的冲击波，充其量只不过是“中央文革”

和作者“聂元梓”在当时所享有的特殊名声而已。

一阵风过去了，华东师大又恢复了平静……

再轰！聂元梓在一九六六年九月二十日，再向常溪萍发射一炮：还是十七人签名，写了第一二张大字报，题目——《常溪萍在北大社教运动中是个叛徒，是前北京市委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镇压北大社教运动进行反攻倒算的急先锋》。

第一张大字报不过干把字。这一回，洋洋数千言，竭尽诬、骗、骂、假之能事，硬给常溪萍安上了个“大叛徒”的罪名。

在第二颗炮弹的冲击下，在华东师大对常溪萍引起了争论，分化为“反常”和“保常”两派。

“反常”唱着聂元梓的调调，咒骂起“大叛徒常溪萍”来了。但是，“反常”

派毕竟只是少数派。

“保常”派占多数，高举“心向党”大旗，跟少数派论战。

平静的校园里起风波了：这边，“鬼见愁”战斗组的大字报在批判常溪萍的“叛徒行径”：那边，“天安门警卫连”战斗队贴出大字报《常溪萍是好人犯错误》；紧接着来了个“刺刀见红”战斗组‘喇“向了”天安门警卫连“：”红色钢铁“战斗队上台了，跟”刺刀见红“来了个”刺刀见红“……

在众多的大字报中，中文系四（3）班“红旗”战斗队贴出了《一论常溪萍》、《再论常溪萍》、《三论常溪萍》这样的“系列”大字报，引起了人们的注意。

幸亏当年的大字报的底稿尚在，现在读来，时隔二十年，仍颇为感人。

这是“红旗”战斗队在一九六六年十月三日贴出的批驳聂元梓的大字报，以理服人，写得很有水平：

常溪萍是大叛徒，这在一些人心目中似乎已成为不可动摇的结论了。

他们说，常溪萍在给中央和中宣部的信中以及和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室的同志的谈话，是出卖北大社教运动的大叛徒。

事实果真如此吗？

……我们的看法是，向党的上级机关通过正常的途径反映意见是每一个党员的权利，是正当的，是合法的，是无可非议的。有的人把这种行为称为“告密”，是毫无道理的，极端错误的。

这封信是写给中共中央书记处和中宣部的。根据党章规定，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应该履行这样的义务：“向党的领导机关直到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

他也有这样的权利：“向党的任何一级组织直到中央委员会提出声明、申诉和控诉。”

有些人竟把这种党员的正当的合法的行为，称之为“告密”，不知道这些同志是怎样看待我们党的领导机关的？

聂元梓的第二张大字报，仍未“打倒”常溪萍。她有点焦急了，咒骂华东师大是“常家王国”、“常家王朝”，咒骂常溪萍是“常霸天”。

骂也无济于事。华东师大的“保常”势力“顽固”得很哩！

终于，江青电召聂元梓来到花园街×号；

终于，聂元梓坐着软卧专程来沪“揪常”；

终于，华东师大校园里出现那个戴着大口罩的神秘女人……

张春桥和聂元梓合演“反常”双簧

写“打常”，不可不写那个“狗头军师张”。

就在聂元梓到达上海之前——十一月十一日，张春桥坐飞机不可一世地来到上海。当时，两千多名上海工人‘北上告状“，火车开出上海北站不久，被截留在离上海五十多公里的安亭车站，发生了震动全国的”安亭事件“。张春桥仿佛”钦差大臣“一般，凌驾于华东局和上海市委之上，赶往安亭，签署了”五项要求“……

在如此“忙碌”的时候，张春桥仍“拨冗”与到达上海的聂元梓联系。

十一月二十四日，张春桥已决定当天飞回北京。就在离开上海的匆忙之际，他在那华丽的俄式建筑物——上海友谊电影院，接待了华东师大的造反派，对常溪萍问题发表了长篇大论。

这时候，他早已“忘了”曾圈阅过常溪萍那两封信，早已“忘了”在信上批过“西光阅后送丕显、荻秋、一平同志一阅”，早已“忘了”他曾同意、支持常溪萍给邓小平写信。

这时候，他一副“左派”面孔，以“中央文革副组长”的身份，为聂元梓“揪常”鼓劲撑腰。

幸亏当年的造反派们用录音机录下了张春桥的讲话——本来是作为“中央首长指示”，如今却成了不可多得的反面教材。

且看张春桥在台上是怎样演戏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