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万里也向邓小平反映了意见,与常溪萍的见解一致。
万里曾问忆道:
“我曾在中央书记处会后,将我召开北大系总支书记等”的情况向邓小平作了汇报,其中把Z的情况向邓小平汇报了。邓问我常溪萍怎样?我曾向他介绍常是正派人。“
三月三十日,邓小平在常溪萍的信上,作了重要批语:
我看Z同志在北大工作中,表现作风不正派,对二十三条是患得患失的,抵触的,似乎要考虑改换工作队领导问题,否则就只能调换陆平等人的工作,再这样顶牛下去,北大工作要受损失。
就在邓小平作了批示后不久,Z被调换了工作,中央另外任命厂一位同志担任了北大社教工作队领导。这样,北大社教运动“左”的倾向得到了纠正。
对于常溪萍在北大社教工作队七个多月的工作,万里曾写下了这样的印象:
常溪萍是个好同志,这个同志在北大杜教运动中表现得很好。
在北大社教期间,我跟小平同志说过,Z把北大社教运功搞得很不好。
常溪萍同志写信向中央反映Z的问题是符合事实的,完全是正常的,常溪萍同志信写得很好。
聂元梓把陆平说成是坏人,而陆平是个好同志,聂元梓才是混入党内的坏人。
常溪萍同志就是坚持党的政策和革命路线……
然而,也正是因为常溪萍“坚持党的政策和革命路线”,正是因为常溪萍秉公直言,向邓小平等如实反映了北大社教运动中“左”的错误,聂元梓把利箭对准了他……
“保常派”与“反常派”在较量着
聂元梓等十七人的大字报《常溪萍是镇压北大社教运动的刽子手,是暗藏的反革命黑帮》,经“中央文革”转交,终于在上海市委教卫部和华东师大同时贴出来了,一时成了上海一大“新闻”。
常溪萍在华东师大担任党委书记达十年之久,由于他工作踏踏实实,在师生中享有颇高的威信。
刘佛年教授对他的印象是:
“我初见他的时候,发现他穿着很朴素。他仿佛对个人生活很不关心。身上一年四季总是几件旧衣服。共事十多年,几乎没有看见过他添过什么新衣服,如果不知道他的身份,很容易把他当成一位农村的小学教师。”
华东师大党委干部姚柞训记得:
“我有将近五年的时间,住在他的宿舍的一个房间里,经常发现常校长只睡五、六个小时的觉,运动期间只睡三、四小时,通宵达旦地工作是常有的事,他一心扑在党的工作上。”
夏鹤龄、孙殿林等同志回忆了常溪萍的“工作日程表”:
“常溪萍同志每天是这样工作的:清晨,他打扫自己包干的垃圾箱,然后来到共青操场,和同志们一起做广播操,每天上午,如果没有会议安排,他就到教室和同学一起听教师讲课,或者到系里参加教研室的活动;午饭的时候,我们又经常看到常校长在食堂了解情况;下午,一般是他学习、办文或开会的时间。到下午四点半,他总来到共青操场或文史楼旁的操场和师生们一起打球;晚饭以后,常校长又出现在学生宿舍、图书馆……”
膳食科冷海天记得:
“学校里淹了大水,常溪萍同志亲自撑船,把烧好的姜茶送给伙房的工人吃,使大家很感动。”
司机庞学友则记得:
“在汽油供应紧张的年月,常校长为了节约汽油,宁愿骑自行车去加定安事看望同学,不坐小汽车。后来,他学骑摩托车,想不坐小汽车,结果摩托车摔在沟里,他断了腿骨……”
在“文革”大旗哗啦啦地飘的那些日子,尽管人妖颠倒,尽管常溪萍已调离华东师大一年多,但是想一下子从师生们的心中抹黑常溪萍的形象,还不那么容易。
在“文革”初期,华东师大关于常溪萍的大字报并不多。揭来批去,无非是些“大路货”:
《常溪萍是修正主义教育黑线的推销员》;
《常溪萍抓卫生、抓篮球为了什么?》;
《常溪萍重用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
《常溪萍阶级斗争观点到哪里去了?》;
《常溪萍推行智育第一》;
这些大字报不仅标题一般,而且内容也空空洞洞,无非开头引几句语录,中间举几个例子,结尾喊几声口号,如此而已。
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确如重磅炮弹,在华东师大炸开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