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股泥土与腐叶混合的气息,在《削爵令》推行后的两个月里,愈发浓郁,几乎成了咸阳城一种全新的底味。
它压过了权贵府邸的熏香,盖过了市井的喧嚣,无声无息地渗入大秦帝国的每一个毛孔——潮湿而沉重,像一层看不见的苔藓爬上了宫墙砖缝,又顺着风钻进人的鼻腔,带着微腥的甜意,仿佛旧日秩序正在悄然溃烂。
旧秩序的腐烂比我想象得更快,而新种子的破土,则以一种我完全没有预料到的方式,野蛮生长。
这日午后,苏禾自巡行院归来,脚步比平日轻了些,仿佛怕惊扰了什么。
她没有立即禀报政务,而是从袖中取出一卷麻布,轻轻放在案上,如同放下一件易碎之物。
“大司成,这是巡行院新辑的‘风闻录’。只是其中所载……苏禾不敢擅自归类。”她的声音低缓,指尖微微发颤,像是触碰到了某种不该由文书承载的东西。
我伸手展开那幅粗麻布,墨迹斑驳却清晰可辨。
起初,目光还停留在审阅公文的冷静之中,可随着一行行字句滑过眼底,耳畔竟似响起了田埂上的歌谣、市井中的笑语、妇人们围坐时压低的议论——
“陇西民谣:姜娘子,种地薯,一亩能收两大箩。”
那调子粗犷高亢,仿佛能听见黄土坡上铁锄翻土的闷响,阳光晒在背上火辣辣的疼,而篮子里沉甸甸的地薯正散发着泥土与淀粉交融的清香。
“南郡市井语:莫吵咧,听我讲,咱们姜娘子说了,娃儿不读书,长大没出息!”
话音未落,我仿佛看见街头巷尾,一个裹着青布头巾的妇人叉腰站着,嗓门洪亮,手中竹帚点地,周围一圈孩子仰头听着,远处学堂传来稚嫩的诵读声,混着油锅煎饼的焦香扑鼻而来。
“河东屯田区妇人语:你家那口子还打你?告到县衙去,姜娘子给咱们撑腰!”
这话出口如刀,斩断了多少年积压的呜咽。
我甚至能感受到那妇人握紧拳头时掌心的汗湿与痛楚,以及说罢之后眼中一闪而过的光亮,像暗夜里突然擦燃的一星火。
麻布上,我的官爵“大司成”、“赤壤君”被提及的次数寥寥无几,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更亲切,也更普及的称呼——姜娘子。
苏禾指着其中一处记录,低声道:“最奇特的在此处。西域都护府初设的屯田点,有新去的工科女学生,主持修建坎儿井。当地妇人不懂官职,见她是个女子,便学着关中传来的叫法,称她‘张娘子’。还有随军的女医,被唤作‘刘娘子’。”
后来我才知道,那些奔赴四方的学生,临行前总会悄悄抄下几句我在课堂上的叮嘱,夹在包袱里带走。
她们管这叫“姜娘子语录本”。
正是这些不成文的手抄本,像种子一样撒向了帝国的边陲,在驼铃摇晃的驿道上,在篝火映照的营帐中,在渠水潺潺的田埂旁,被人低声传诵。
我起初觉得好笑,仿佛听见了一场盛大而无声的误会。
可笑着笑着,一股巨大的暖流混杂着雷鸣般的震动,从心底猛然冲上头顶。
指尖触到麻布的粗糙纹理,竟微微发烫,仿佛那布本身也在呼吸,在跳动。
这不是误会。
这是民间自发赋予我,以及所有走出家门、掌握一技之长的女性的,一种全新的“合法性”。
一种超越了官爵、血缘,根植于泥土,充满了烟火气的母性权威。
“娘子”,在秦时,多是对妻子的称呼。
可如今,它被赋予了新的含义——传授知识的先生、带来丰收的能人、保护弱小的依靠。
她们在谈论“姜娘子”时,就如同在谈论自家一位极有本事、值得信赖的姑姑或姐姐。
那语气里没有敬畏的距离,只有亲昵的信任,像冬夜围炉时递来的一碗热汤,温热直抵肺腑。
我久久望着那行字,指尖微微发烫。
殿外忽起一阵急促的脚步声,廊下侍卫尚未通传,帷幕已被掀开。
李斯快步走入,连官帽都有些歪斜,脸上满是藏不住的忧虑:“大司成!民间之事,您可听说了?”
“丞相是指‘姜娘子’么?”我淡然反问。
“正是!”李斯压低了声音,花白的胡须都在颤抖,“女子干政,本就是悬于顶上的利剑,全赖陛下乾纲独断,方能安然无事。如今,天下女子竟以您为尊,言必称‘姜娘子’,这……这与结党何异?若有心人稍加挑拨,便是‘姜党’祸国之兆!届时,群臣攻讦,宗室发难,您将置于何地?陛下又将置于何地?”
他顿了顿,声音压得更低:“可若放任不管……民心归附于一人,亦非帝王所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