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月初一,天都还没完全亮透呢,我就拉着苏禾,鬼鬼祟祟地打扮成南方织记坊来查账的管事娘子,爬上了一辆吱呀作响、感觉随时会散架的老旧板车。
哎哟,这板车坐得我屁股疼!车轴每转一圈,都发出嘎吱嘎吱的抗议声,不过听着这声音,我心里反而有点小开心——这每一声,都好像是在把我跟那座金碧辉煌、却压得人喘不过气的牢笼,狠狠地拉开一点距离!
车轮子滚啊滚,扬起一片黄扑扑的尘土,差点没把我呛死。
走到半路,一个拎着篮子的村妇颤颤巍巍地拦住了我们的去路。
她瘦得跟柴火似的,脸上沟沟壑壑的,全是关中七月毒辣太阳留下的。
篮子里装着几个烤得外皮焦香、还冒着热气的红薯。两位娘子,行行好,尝尝老婆子刚烤好的红薯吧?还热乎着呢……她讨好地笑着,露出一口被烟熏得有点发黄的牙齿。
我的目光却被她身后那个用泥巴糊的、简陋得不能再简陋的土灶给吸引住了。
诶?这土灶的结构,看着怎么那么眼熟?分明就是模仿我前段时间下令颁行天下的节能灯楼灶图纸搭的嘛!这灶利用了热空气回流的原理,本来应该又省柴火火力又旺才对。
可眼前这灶,一边的红薯都快烤成黑炭了,另一边的却还夹生着,明显火候不均。
那妇人看我死死盯着她的炉灶看,脸上的笑容瞬间就僵住了,转而变成了一种近乎恐惧的慌张。她下意识地想用自己干瘦的身体挡住那个不争气的土灶,结结巴巴地解释:俺……俺真是照着灯楼里挂的图垒的,可、可这火就是不听话,一边大一边小……您、您二位可千万别去告诉上头的察员老爷啊,俺听说,这灶要是没垒好,是要罚钱的……
她声音里那种深入骨髓的恐惧,像一根冰凉冰凉的针,地一下扎进了我的心窝子里,疼得我一阵发紧。
我创立实学,搞出这些图纸手册,是为了让老百姓日子过得轻松点、好过点,不是为了让他们连生个火做个饭,都提心吊胆,像做贼一样啊!
我默默走下车,从她篮子里拿起一个烤得恰到好处、软乎乎的红薯递给苏禾,又自己拿起那个半生不熟的,轻轻一掰,里面还是硬芯。
我努力对她露出一个最温和的笑容:大娘,没事,我看你这灶啊,问题不大。就是排烟口那块土坯,垒得比进风口高了大概三指头,热气全顺着上面跑掉啦,底下当然烧不匀。下次您垒的时候,记得把那块土坯往下挪一点点,我保证,每个红薯都能烤得滋滋冒糖,香得很!
那妇人直接愣住了,眼睛瞪得老大,看看我,又扭头看看她那不争气的土灶,过了好半天,才猛地一拍大腿,恍然大悟道:哎呀呀!原来是这个道理!我说怎么折腾来折腾去都不对劲!谢谢娘子!您真是活菩萨!谢谢您!她激动得差点就要给我跪下,我赶紧扶住了她。
我付了红薯钱,没再多说什么,转身上了车。心里却像打翻了五味瓶,啥滋味都有。
苏禾把那个温热的红薯递还给我,低声感叹:真没想到,就这么一个普普通通的灶口,里面竟然有这么多学问和门道。
我捏着手里那半块冰凉梆硬的生红薯,感觉它沉甸甸的,简直就像一份内容沉重、关乎民生的紧急奏报。
我叹了口气,声音也低了下去:这才是最真实、最该被看到的。
等我们紧赶慢赶到达渭南的第一站时,天都已经黑透了。
让我万万没想到的是,负责这个地方实学推广的察员,居然是我当初一手提拔起来的淳于明!
这才几个月没见啊,这个曾经在咸阳意气风发的年轻人,简直瘦得脱了形,眼窝深陷进去,下巴上冒出了一片青黑色的胡茬,整个人看起来又疲惫又沧桑。
他看到我,脸上没有半点惊讶,好像早就料到我会来似的,只是沉默地、恭敬地把我迎进了一间堆满了竹简、简陋得不能再简陋的屋子里。
夜深人静,苏禾在门外守着。淳于明点亮了一盏如豆的油灯,昏暗的光线下,我看到他案头上堆积如山的,根本不是什么汇报功绩的册子,而是一卷卷上面写着大大的、刺眼的字的纠错记录!
他终于开口了,声音沙哑得像是被粗糙的砂纸反复磨过:大司成,是下官无能。新法推行到现在,渭南下属的四个县里,严格按照我们灯楼图纸和育秧手册来操作的百姓,仍然有三成左右要么颗粒无收,要么收成比往年还减了一半。
我的心猛地往下一沉,像坠了块大石头。
他好像根本没注意到我难看的脸色,自顾自地继续低声说着,像是在喃喃自语:刚开始,我也以为是他们不识字,看不懂图,或者故意不按规矩来。我就带着人,一个村子一个村子地去查,一个字一个字、一张图一张图地教,手把手地教!可结果呢?还是一样,该不出苗还是不出,该长不好还是长不好。
他抬起头,眼睛里布满了血丝:后来我才慢慢想明白,不是他们蠢,不是他们笨,是我们的教材……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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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净我皱起了眉头,不太理解这个词在这里的意思。
对,就是太干净了,太理想化了。淳于明拿起手边的一卷竹简,递到我面前,我们的图纸和手册,只讲了在最标准、最理想、一切条件都完美的情况下,该怎么操作。可它没告诉我们,沙土地和黏糊糊的黏土地,育秧的方法根本不一样!它没讲淋了雨的湿柴火和晒得干透的柴火,烧起来火候该怎么控制!它甚至没讲……人心啊,人心总是急,总想着多施肥就能长得快,一步登天,结果反而误了最关键的农时,把苗都烧死了!
我展开那卷竹简,上面用歪歪扭扭、略显稚嫩的笔迹,记录着一个老农带着哭腔的诉说:……官老爷,俺真是按书上说的,给秧苗浇了草木灰水,心里想着多给点肥,苗肯定窜得快,谁承想第二天去看,苗全蔫了,叶子黄了吧唧的,像鬼火一样,没救了啊……
我一页一页地翻下去,仿佛能透过这些冰冷的文字,听到背后那些农夫农妇绝望的哭声和沉重的叹息,甚至能闻到禾苗被过量肥料烧死后的那股焦糊味。
我一直以为,我颁布下去的是经过验证、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直到这一刻,我才像被人打了一闷棍,猛地清醒过来:知识或许可以追求标准化,但生存,真刀真枪的生存,从来都是具体而复杂的,根本没法用一个标准框死!
第二天,天刚蒙蒙亮,我就让熟悉本地情况的墨鸢带路,跟着她下乡去实地查看暖棚的情况。
在一处偏远的、几乎与世隔绝的山坳里,我居然看到了轲生!
就是那个在长安工科坊里,永远穿着整洁、做事一丝不苟的年轻人。此刻,他正双膝跪在泥泞不堪的田埂上,半个身子几乎都探进了新砌的、还带着湿气的暖棚火道里。
他正对着一个愁容满面、不停叹气的老农,一遍又一遍,不厌其烦地比划着:老丈,您看,这个火道的坡度啊,一定要缓,像这样,慢慢地上去,热气才能顺顺当当地导上来,充满整个棚子……真的不是您笨,是我上次来得太急,讲得太快了,有些关键的地方没给您说清楚,是我的错。
他身上那件代表官员身份的袍子,下摆早就沾满了乌黑的泥浆,袖口被粗糙的砖石磨得起了毛边,手背上还能看到去年冬天留下的、还没完全消退的冻疮疤痕。
可是,他的眼神,却比长安城里最亮、最贵的琉璃灯还要专注,还要明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