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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市的地摊（第2页）

她顿了顿，扶了扶眼镜，继续念着通知上那些冠冕堂皇的词语：“本着‘自愿’原则，希望每位同学都能为学校的建设贡献一份力量。捐款金额……不低于十元。”

“自愿”这两个字，被她念得格外清晰，却又像裹着一层看不见的冰壳，带着沉甸甸的压力，砸在每个孩子的心上。

教室里出现了一阵细微的骚动。有家境稍好的孩子，脸上露出无所谓甚至略带炫耀的神情；更多的孩子，则像张小梅一样，低下了头，手指不安地绞着破旧的衣角，或是偷偷去瞄同桌的反应。十元钱，对很多家庭来说，不是一个小数目。

张小梅感觉自己的脸颊瞬间烧了起来，心跳得厉害。她不敢抬头，生怕对上李老师那看似随意、实则锐利的目光，也怕看到周围同学那些或轻松或同样窘迫的眼神。她脑子里飞快地计算着：妈妈摆地摊，一双粗糙的手套只能卖两三毛钱，还要提心吊胆躲避城管；爸爸寄回的钱，每一分都早有去处……十块钱，像一座小山，压得她喘不过气。

“张小梅，”李老师的声音果然还是点到了她，语气听起来很平常，却带着一种无形的审视，“你父亲……在南方工作，收入应该不错吧？要积极为集体做贡献啊。”

这话像一根针，轻轻巧巧地挑破了她试图掩藏的窘迫。周围似乎有几道目光投射过来，带着好奇，或者别的什么。她感到一种火辣辣的羞耻，仿佛父亲在南方“享福”，而她却连十块钱都拿不出来，是一种不可饶恕的过错。

她死死地盯着自己磨得发白的桌角，用微不可闻的声音“嗯”了一下，喉咙象是被什么东西堵住了。

放学铃声一响，她几乎是逃也似的冲出了教室，把那些关于捐款的窃窃私语和可能投来的异样目光甩在身后。寒风刮在脸上，像刀子一样，却比不上心里的冰凉。

回到家，那间狭小冰冷的屋子似乎比平时更加压抑。李桂兰正在昏暗的灯光下，拆解着一件旧毛衣的袖子，听到女儿回来，抬起疲惫的脸，勉强挤出一丝笑容：“梅子回来了？饿了吧？饭在锅里温着。”

张小梅站在门口，低着头，手指反复抠着书包带子，那声“妈”在喉咙里滚了又滚，却怎么也说不出口。她看着母亲那双因为长期浸泡在冷水和毛线中而红肿开裂的手，看着灶台上那点少得可怜的晚饭，只觉得那“十块钱”三个字重如千钧。

李桂兰察觉到了女儿的异常，放下手里的活计，走过来，声音带着担忧：“怎么了？在学校受委屈了？”

张小梅猛地抬起头，眼圈已经红了，她把手里的捐款通知塞给母亲，声音带着哭腔：“学校……要捐款……买书……十块……”

李桂兰接过那张轻飘飘的纸，只看了一眼，脸色瞬间变得比窗外的天色还要灰败。她的嘴唇哆嗦着，捏着通知的手指因为用力而微微颤抖。十块钱！她知道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丈夫在流水线上多站几十个小时，意味着她要多织几十双卖不出去的手套，意味着这个月可能连买煤的钱都要赊欠……

屋子里陷入了死一般的寂静。只有窗外呼啸的风声，和炉子上那点微弱的、即将熄灭的煤火发出的“噼啪”声。

张小梅看着母亲瞬间垮下去的肩膀和那双盛满无助与绝望的眼睛，心里像被什么东西狠狠揪了一下。她后悔了，不该告诉妈妈，让她为难。

就在这时，隔壁王婶那极具穿透力的声音，又不合时宜地透过墙壁传了过来，象是在哼唱，又象是在故意说给这边听：

“哎，听说学校又要捐款了？十块！现在这学校，真会想法子要钱！穷人家孩子还读什么书哟，趁早回家干活算了！”

这话像最后一根稻草，压垮了李桂兰。她猛地转过身，背对着女儿，肩膀剧烈地抖动起来。但她没有让眼泪掉下来，只是用力地吸了吸鼻子。

然后，她象是下定了某种决心，快步走到床边，从枕头底下摸出那个她藏钱的小布包。里面只有一些毛票和几分几角的硬币，最大面额是一张五元的，已经皱巴巴。她把这些钱全部倒在床上，仔仔细细地数了一遍，又一遍。远远不够。

她沉默地站了一会儿，然后猛地拉开门，走了出去。

张小梅听到母亲敲响了隔壁吴姨家的门，听到母亲用那种她从未听过的、低声下气的、带着恳求的语气说话。过了一会儿，门关上了，母亲回来了，手里攥着一张叠得整整齐齐的十元纸币。

她把那张还带着别人体温的纸币，塞到张小梅手里，声音沙哑而疲惫：

“拿去……交给老师。”

张小梅握着那张沉甸甸的纸币，感觉它像一块烧红的烙铁，烫得她手心发疼。她看着母亲迅速转过身去，重新拿起那件拆到一半的旧毛衣，手指却抖得几乎握不住线头。

她没有说“谢谢”，也没有说任何话。只是把那十元钱，小心翼翼地夹进了语文书里。她知道，这不仅仅是十元钱，这是母亲破碎的尊严，是她们这个家庭，在现实的重压下，又一次无声的妥协和牺牲。窗外，寒风依旧，夜色渐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