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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0部分（第3页）

金兵入城后，烧杀抢掠、奸淫妇女，无恶不作。吕本中时值城中，和千万的京城子民一道，亲眼看着繁华的京城变成人间地狱，在战火中痛苦煎熬。亡国之恨、切身之痛，促使他拿起笔，用诗歌记录了那场灾难。《守城士》描写了抗金将士的奋勇抵抗，《兵乱寓小巷中作》写记录了京城沦陷带来的苦难，百姓遭受战祸的惨状，《城中纪事》控诉了敌军烧杀抢掠的罪行。

金兵退后，吕本中自感“乱后惊身在，端如犬丧家”，又写了《兵乱后自嬉杂诗》29首以抒愤，其一写道：

“晚逢戎马际，处处聚兵时。后死翻为累，偷生未有期。

积忧全少睡，经劫抱长饥。欲逐范仔辈，同盟起义师！”

这种伤感和忧愤的诗风，与早年的轻快圆美风格迥然不同，题材也由风花雪月转为国民时事，且成为他后半生的主要诗词特色，对后来者，尤其是对陆游，影响极大。

北宋灭亡后，宋室南渡，吕本中也跟着南迁，流落江南一带。在重阳节时，对着江南的冷月残菊，他“佳节倍思亲”，登高望远，却感到故园难回，咽泪装欢，凄凉无限，作了一首描写江南风光与忧时伤乱的小令《南歌子》：

“驿路侵斜月，溪桥度晓霜。

短篱残菊一枝黄，正是乱山深处、过重阳。

旅枕元无梦，寒更每自长。

只言江左好风光，不道中原归思、转凄凉。”

这首词表现“中原归思”，工稳精润，颇受评论者的称赞。曾季貍说“尤浑然天成，不减唐花间之作”（《艇斋诗话》）。《啸翁词评》：“居仁直忤柄臣，深居讲道。而小词乃工稳清润至此。”

绍兴六年，吕本中来到杭州，宋高宗赵构特赐他进士出身，“擢起居舍人兼权中书舍人”，以示重用之意。

大概在此期间，吕本中向赵构上陈了一本《官箴》，对朝廷官员提出要“清、慎、勤”的道德要求：

“当官之法，唯有三事，清、慎、勤。知此三者，可以保禄位，可以远耻辱，可以得上之知，可以得下之援。然世之仕者，临财当事，不能自克，常自以为不必败；持不必败之意，则无所不为矣。然事常至于败而不能自已。故设心处事，戒之在初，不可不察。借使役用权智，百端补治，幸而得免，所损已多，不若初不为之为愈也……”

今日的“人民公仆”，要做到“清、慎、勤”，亦恐不易吧？

绍兴八年二月，吕本中升迁中书舍人。六月，兼权直学士院。当时，赵构和秦桧正忙于与金“和议”。吕本中反对议和，见金使前来，大家讨论如何接待金人时，就发言道：“金人来了，我们应尽量简单接待，显示国家贫穷勤俭。何况，成败大计，本不在此，而在我们治政得失、兵财强弱。”

秦桧很不高兴。

“靖康之难”之前，吕本中与秦桧曾同为“承务郎”，相得甚欢。南宋建立后，秦桧初任宰相时，大力提拔“关系户”，也想提升吕本中，以便他为自己卖命。吕本中接到秦桧的封册书时，毫不犹豫地拒绝了；秦桧亲自写信，要他上任，但吕本中还是坚决不从，梁子自此结下。

不巧的是，吕本中又与秦桧的对头赵鼎好上了。赵鼎素喜“元祐之学”，与吕本中一见投缘，引为相知。《哲宗实录》编成后，赵鼎升迁仆射，吕本中草制，文章有这么一句话：“合晋、楚之成，不若尊王而贱霸；散牛李之党，未如明是以去非。”

秦桧认为吕本中有讽刺之意，翻脸大怒，对皇帝说：“吕本中受了赵鼎的指使，盼望和议失败，好为脱身之计。”风御官员萧振是秦桧之党，借机弹劾吕本中。吕本中于是被“莫须有”罢官，“提举太平观”。

吕本中少年时期，曾师从程颐，对理学颇有兴趣。罢官后，他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倒在理学研究上取得一些成就，提出了“贫贱勿厌”、“富贵勿羡”等理学思想，著有《东莱诗集》20卷，《春秋集解》30卷，《师友渊源录》5卷，《童蒙训》3卷等，后世尊称为东莱先生，赐谥文清。

吕本中一生，担得起当年高太后“孝于亲，忠于君”的嘱咐。

吕本中（1084…　1145）；　字居仁；　世称东莱先生，诗属江西派，　今有《紫微词》，《全宋词》录词二十七首。

陈与义：长沟流月去无声

“忆昔午桥桥上饮，

坐中多是豪英。

长沟流月去无声。

杏花疏影里，吹笛到天明。

二十馀年如一梦，此身虽在堪惊。

闲登小阁看新晴。

古今多少事，渔唱起三更。”

这首《临江仙》词“清婉奇丽”，豁达自然，尤其“杏花疏影里，吹笛到天明”两句，颇受世人称赞。如刘熙载说：“《临江仙》‘杏花疏影里，吹笛到天明’，此因仰承‘忆首’，府注‘一梦’，故此二句不觉豪酣转成怅悒，所谓好在句外者也。”彭孙迥也在《金粟词话》中指出：“词以自然为宗，但自然不从追琢中来，亦率易无味。如所云绚烂之极仍归于平淡……‘杏花疏影里，吹笛到天明’，自然而然者也”。

《临江仙》词的作者是南北宋之交的陈与义，大约是在高宗绍兴五年（1135）年或六年（1136　）年所作，当时他四十六、七岁，已经退居青墩镇僧舍。词前有序曰“夜登小阁，忆洛中旧游”，午桥在洛阳城南，唐朝裴度曾在此遗留别墅。年近半百的陈与义登上小楼，看新晴，听渔唱，忆旧游，想旧友，“古今多少事，渔唱起三更”，多少沉痛悲愤之情，化为一腔旷达从容。

这首《临江仙》词极受后世推重，被认为其特点颇似苏东坡。南宋黄昇在《中兴以来绝妙词选》中说，陈与义“词虽不多，语意超绝，识者谓其可摩坡仙之垒也。”清朝词评家陈廷焯也说，陈词如《临江仙》，“笔意超旷，逼近大苏。”

其实，陈与义的词风似东坡，却非刻意学东坡。他早年对作词不感兴趣，注重做诗，是著名的“江西诗派”诗人，但因曾与苏门弟子黄庭坚、陈师道等人长期交往，且与苏轼有世交之谊，耳濡目染，晚年作词，不自觉地走了苏轼的路子。

陈与义的曾祖陈希亮，字公弼，是苏轼任凤翔通判的顶头上司，对青年苏轼颇为严厉，苏轼平生不喜“行状墓碑”，却在陈希亮去世后，撰写了墓志铭《陈公弼传》，对陈希亮多溢美之词。陈希亮的儿子陈慥（也就是陈与义的叔祖），与苏轼更是莫逆之交，曾在苏轼贬谪黄州期间，给与苏轼诸多帮助。陈慥字季常，号龙丘居士，常与苏轼彻夜谈论佛道。陈慥人高马大，性情豪爽，却是典型的“气管炎”，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