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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1章 一张教案背后的民办大学图景（第2页）

9月的江城秋老虎正烈，鹿晓晓却被迫加入招生宣传队。“每天要打200个电话，被骂‘骗子’是常事。”她展示的招生话术手册上，赫然写着“毗邻江城光谷”“与多家企业共建实习基地”等模糊表述，实则学校位于郊区工业园，所谓“实习基地”只是几家小工厂。

这种焦虑源于残酷的生源竞争。2025年该校计划招生2200人，实际首轮录取仅1780人，补录两次后仍缺额112人。这并非个例：全国已有多所民办本科高校取消文化课分数限制，部分院校甚至出现“零投档”现象。背后是双重挤压：一方面2024年出生人口跌破千万，10年后高等教育适龄人口将减少40%；另一方面87所职业本科高校崛起，其“技能+学历”模式更受考生青睐。

“毕业关”，这个看似平常的词汇，却蕴含着无尽的波澜和惊险。在鹿晓晓所教授的《管理学原理》课程中，竟然有多达12名学生未能通过考核，这无疑是一个令人震惊的数字。

然而，更让人意想不到的是，系主任竟然要求鹿晓晓对这些学生“适当放水”，以确保他们能够顺利毕业。系主任的理由是：“要是这些学生毕不了业，明年家长就不会送孩子来了。”这样的说法，虽然看似无奈，但实际上却是对教学质量的一种忽视和妥协。

这种“低标准毕业”的现象，不仅会影响到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专业素养，更会导致教学质量的恶性循环。长此以往，学校的声誉和口碑也将受到严重的损害。

据某教育评估机构的数据显示，民办高校学生的满意度已经连续三年低于公办院校20个百分点。这一数据充分说明了“低标准毕业”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也让人们对民办高校的教育质量产生了深深的担忧。

（二）经费困局：学费撑起的“空中楼阁”

“涨学费是唯一的活路啊！”财务处长的这句话，仿佛是一道沉重的叹息，道出了整个行业的隐痛。

在过去的几年里，这所学校的学费一路飙升。从2020年的1。8万元年，到2023年已经涨到了惊人的3。2万元年，涨幅高达77%！这样的涨幅远远超过了居民收入的增长速度，给学生和家长们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压力。

然而，即使学费不断上涨，学校的财务状况依然不容乐观。2023年，学校竟然出现了高达1000万元的资金缺口，这使得原本计划中的图书馆扩建工程不得不暂时搁置。

图书馆扩建工程对于学校来说意义重大，它不仅可以提供更好的学习环境，还能丰富学生们的知识储备。但由于资金短缺，这个重要的项目只能被迫延期，实在令人惋惜。

这种“以学养学”的模式在民办高校中极为普遍。全国民办本科高校学费大多在1。5万-4万元之间，最高达14万元年，但与公办高校相比仍显拮据，公办高校仅财政投入就不低于民办高校的学费收入。更严峻的是，高学费与低就业形成强烈反差：该校2023届毕业生平均起薪3800元，仅为公办同类院校的65%，不少家长直言“花冤枉钱”。

经费短缺直接冲击教学质量。鹿晓晓的管理实验室里，15台电脑有6台无法正常开机，“想做个数据分析实验都要排队”。而公办高校同类实验室早已实现一人一机，还配备专职实验员。这种差距导致民办高校陷入“生源差—经费少—质量低—生源更差”的死循环。

（三）治理乱象：家族化管理的隐形枷锁

经过三个月的时间，鹿晓晓终于对这所学校的“权力版图”有了清晰的了解。原来，校长的儿子负责后勤工作，儿媳则掌管着财务大权，甚至连食堂都是由他弟弟承包的。这种家族式的管理模式在民办高校中并非罕见，据某调查显示，有高达62%的民办高校存在“举办者一言堂”的现象，社会参与治理的渠道几乎完全被堵塞。

这种治理僵化的情况直接影响了学校的发展活力。鹿晓晓曾经提出开设“数字经济”选修课的建议，但却因为“增加课时成本”的理由被驳回。她还想组织学生参加创业大赛，却被告知“不如多招几个学生来得实际”。

更让人担忧的是财务透明度的问题。这所学校从来没有公开过学费的使用明细，有教师甚至爆料称“部分学费被用于校长家族的房地产投资”。这样的情况让人对学校的财务管理产生了严重的质疑，也让人对学生们所交的学费去向感到担忧。

考核机制的错位更显荒诞。学校将招生指标纳入教师绩效考核，占比高达40%，而科研成果占比不足10%。“教得再好不如招得多”，这种导向让不少教师把主要精力放在拉生源上，教学质量沦为“次要任务”。

三、社会认同：难以撕掉的“差等生”标签

（一）生源困境：被挑选后的“剩余者”

鹿晓晓的第一堂课就遭遇尴尬：点名时发现13名学生高考分数低于本科线，是通过“补录政策”进来的。“他们上课要么睡觉要么玩手机，布置的作业一半人不交。”她的无奈折射出民办高校的生源现状，2023年全国民办本科平均录取分数线较公办院校低81份，部分省份甚至出现“只要报名就录取”的情况。

生源质量直接影响教学开展。她设计的案例分析课，因学生缺乏基础理论知识难以推进，不得不改为“划重点、背考点”的应试模式。“感觉自己不是大学老师，更像高中班主任。”这种教学降维让不少名校毕业的教师选择离职，进一步加剧师资危机。

更令人揪心的是学生的“自我否定”。一次班会中，有学生直言：“反正我们是三本，再努力也比不上公办的，混个毕业证就行。”这种消极心态在民办高校中普遍存在，某心理咨询机构调查显示，民办高校学生焦虑症发病率较公办院校高27%。

（二）学历歧视：看不见的就业壁垒

“民办本科连简历关都过不了。”这是鹿晓晓听到的最多抱怨。2024届毕业生小王的经历颇具代表性：他投了56份简历，仅3家企业给予面试机会，其中2家明确表示“优先考虑公办院校”。这种歧视并非个例：某招聘平台数据显示，82%的国企、57%的上市公司在招聘时明确要求“公办本科及以上学历”。

考研深造同样面临“第一学历”门槛。该校2023届有112名学生考研，仅17人过线，其中12人因“本科为民办院校”被复试刷掉。“老师，我分数比公办的高，为什么还是没被录取？”学生的质问让鹿晓晓无言以对。这种“学历出身论”在高校招生中愈演愈烈，民办学生陷入“考研难、就业难”的双重困境。

社会认知的偏差更显致命。鹿晓晓参加学术会议时，自报院校后常遭遇沉默：“他们要么以为我是行政人员，要么问‘你们学校招不够人吧’。”这种偏见源于长期积累——在很多人眼中，民办高校仍是“花钱买学历”的代名词，甚至与“野鸡大学”划等号。

（三）校友短板：无米之炊的资源困境

“公办高校靠校友捐大楼，我们连校友联系方式都不全。”校庆筹备会上，校长的叹息道出了民办高校的共同尴尬。该校建校18年培养了2。2万名毕业生，但校友捐赠累计不足50万元，且多为几百元的小额捐款。相比之下，宁波东方理工大学作为民办高校，2024年单笔捐赠就达43亿元，差距悬殊。

校友资源的匮乏直接影响发展后劲。公办高校通过校友网络获得科研项目、就业机会、资金支持的案例比比皆是，而民办高校只能“单打独斗”。鹿晓晓曾想联系企业共建实习基地，却因“没有校友牵线”屡屡碰壁，最终只能依靠校长的私人关系对接了两家小微企业。

更深层的问题是校友认同感缺失。“毕业多年从不参加校友会，说出去没面子。”一位2015届毕业生的坦言颇具代表性。这种情感疏离源于在校期间的“低质量体验”——不少学生认为学校“只想着赚钱”，缺乏人文关怀，自然不愿“反哺”母校。

四、危机四伏：人口红利消失后的生存之战

（一）生源红线：即将到来的“招生寒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