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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认为还可以的话，我这里还有些冰的便宜酒。”他说着，后退了一下身，看着我步入屋内，然后他把门给关上，栓子拴好。

但他还是没有笑。他的情绪如何？对我来说，真是一团迷雾。我觉察得出来，除非他愿意告诉我，否则我别想从他那儿打探出什么，用另外一种说法来讲，我所能够了解他的，仅限于我所能够掌握的；其余的，对我来讲，是个无穷无尽的未知数。

椅子上也有防尘罩，但是他把罩子都给拉掉，并且叠了起来，好像叠他的床单。据我多年的观察，凡是从牢狱中出来的人，要经过许多年的时间才能挥得掉他们身上的那点傲人之气。

“你们要什么？”他一边问道，一边从细颈瓶里为我们各倒了一杯酒。

“他们希望我能够把事情理出个头绪，”我说，“请你解开一些谜题，给些保证，并且付给你一些报酬。”我原本想说的话，这会儿都说不出口了。“不管是我们能帮得上忙的，还是你所需要的，”我说，“总之，为了将来，也为了现在，我们可以达成一些协议的。”

“我要的所有保证，都已经得到了，谢谢。”他挺有礼貌地说，说到那个让他颇感兴趣的字眼时，他的语调似乎提高了一点。“他们会按照他们自己的步调行事的。我已经答应过他们把嘴巴闭起来。”他最后还是笑了。“我已经遵从了你的劝告，哈瑞。我已经成了一个保持长距离的情人了，像你一样。”

“我去了莫斯科，”我很努力地把话锋转到要谈的话题上，“我去了那些地方。看到了那些人。是用我的本名去的。”

“是什么？”他以同样的礼貌问道，“你的本名。什么名字？”

“帕尔弗莱。”我说着，刻意把那个“德”给略掉了。

他笑了，像是带着同情，也像是带着认同。

“本单位送我去莫斯科找你。是非正式的，但就像正式的一样。我问那些俄国人有没有看到你，想把事情理出个头绪。我们觉得该是找出你来问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的时候了。我们看看有没有可以帮得上忙的。”

我应该还可以再加上一句：并且确定他们有没有遵守规定。在莫斯科没有人存心兴风作浪，也没有消息糊里糊涂地走漏，或是搞出新闻噱头。

“我已经把发生在我身上的事都告诉你们了。”他说。

“你的意思是说写给维克娄、亨西格和大家的信？”

“是的。”

“嗯，我们知道如果你写过些什么信的话，那些信也都是在胁迫之下写的。看看那个可怜的歌德写的信。”

“胡说！”他说，“我写的信完全是出于自己的自由意志。”

我想把话点得更明白一些，也把靠在我身旁的公文箱拉得更近了些。

“就我们而言，你表现得非常正直。”说着，我就从公文箱中抽出一个卷宗，把它放在膝盖上打了开来，“大家在受到胁迫的时候都会招供，你也不例外。我们对你所做的事非常感激，并且知道你所付出的代价，无论是在业务上或是就个人而言，有多么大。我们认为你应该得到完全的补偿。不过，我们给你的补偿是有条件的。补偿的金额可能是一笔很大的数目。”

他是从哪里学会用这种眼光来看我的？这么镇定？他自己似乎是泰然自若，但却把紧张传染给别人。

我把那些条件读给他听。这些条件正好和蓝道的条件相反。他必须留在英国境外，并且只有获得我们的允许，才可入境。最后，还要求他在六种不同的情况下要永远保持沉默。最后，我们带有一大笔钱让他签收——如果他同意，而且也只有在他同意永永远远闭嘴的条件之下，他才可以获得这笔金钱。

出乎我意料，在我念完之后，他并没有签。他听我从头到尾念这篇宣言时，早就已经不耐烦了，一只手就把我那支非常重要的笔给拨了开去。

“先告诉我，你们把沃尔特怎么了？我买了一顶帽子给他。是老虎纹的茶壶盖样式的帽子。”

“如果你能把帽子寄来给我，我保证他能够收得到。”我说。

他从我的口气里似乎觉察出一点什么，面带忧戚地对我笑了笑，“可怜的沃尔特，他们对他施展了手脚，嗯？”

“我们在各自的行业里可说是少年得志。”我说。但因为无法直视他的目光，所以就改变了谈话的主题。“想必你也听说了，你的姑妈们已经把书店卖给陆普书局了。”

他笑了——不是他旧时的那种狂放不羁的笑，真的，而是一种身为自由人的笑。“那个老魔鬼，居然连那个‘神圣不可侵犯者’都骗了！算他了得！”

但是，对于这件事情，他看得很淡泊，似乎是真为它能找到这样的归宿感到高兴。就像所有干我们这行的人一样，我很害怕，怕那些能人之所能的人。但我也能够在他的安息中分享他的快乐。他似乎已经练就了凡事忍耐的功夫了。

她会来的，他眼睛凝视着远方的码头，告诉我。他们答应过，有一天，她会来的。

并不是立刻，时间还不是由巴雷掌控，而是由他们掌握。但是她会来，这一点他丝毫不怀疑。也许今年，也许明年，他说。这些一向官僚惯了的俄国佬脑子里，会对他生出什么样虚情假意的怜悯呢？但是他对他们的承诺却坚信不疑，虽然不会很快，但是终究是会发生的。他们已经答应过他了。

“他们不会食言的。”他向我保证。面对着这种信任，就算我有一千个理由反驳他，也变得难以启口了。但是，真正让我不能反驳他的，却是另一件事——又是汉娜。我觉得她在央求我在生活中保持她的人性，虽然她的已经被我给毁了。“你认为你不会改变，所以别人也就都不会改变。”有一次，她对我这么说，“你只有从噩梦中清醒的时候才会觉得安全。”

我提议带他出去吃饭，但他对我的话似乎充耳不闻。他站在那长形的窗前，看着码头上的灯光。而我就站在他背后。他摆出我们初次在里斯本询问他时相同的姿势。拿着眼镜的，是同样的手臂。同样的姿势，和在那个岛上奈德告诉他他已经赢了的时候相同的姿势，不过要挺一些。他又是在对我说话吗？我知道他是。他说，他会看到从列宁格勒来的那艘船，卡佳带着两个子女匆忙走下舷梯迎向他。他会和马特维叔叔坐在他窗户底下公园里的树阴下——那个在他成为男子汉以前的昔日，曾与奈德、沃尔特并肩而坐的树阴下——听着卡佳为他翻译马特维那些坚韧不拔的英雄故事。他满心相信那些。那是在我宁愿选择充满了无尽猜疑与不信的安全堡垒，也不愿行走在那危险的爱情路途时，埋藏在心底里的希望。

我终于还是劝动了他和我一同共进晚餐，并且很愉快地让我付账。但是我从他那儿什么也买不到。他什么也不肯签，什么也不接受，什么也不要，什么也不隐瞒。他什么也不欠我们的，并且，他不带一丝怒气地说，希望我们都下地狱吧！

但是他平静得出奇。他并不尖刻，很能为我的感受着想，即使他太礼貌，礼貌得不愿意探询我心里到底有何感受。我却也从未告诉他汉娜的事，而且我知道永远也不可能，因为那个新的巴雷不会再有耐心听我翻出陈年的老账。

此外，他似乎要把他的故事当做一件礼物送给我，好让我回去的时候可以对上级交差。他带我回到他的公寓，坚持我该来杯睡前酒，又说这些都不是我的错。

接着，他就开始说了。他说给我听，也说给他自己听。他说了又说。告诉了我一个现在在这儿努力地想要告诉你们的故事——从他的那一面，也从我们的这一方来说。他一直讲，讲到天色发白。在我清晨五点钟离去之时，他还在想是不是可以把那面墙都漆完了才去睡觉。有许多东西得准备，他向我解释。毯子、窗帘、书架。

“明天会更好的，哈瑞。”他带我走出玄关的时候，对我保证，“告诉他们。”

间谍的工作就是等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