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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大潮的兴起几乎是必然，徐平的印象中，他的前世应该是有四次，其中两次与中原有关，都是来自北方大草原。第一次汉朝顶住，灭了西罗马。第二次欧洲顶住，最终灭亡了中原文明。第三次兴起于西亚沙漠，灭掉了东罗马。

之所以说是必然，是因为世界各地的文明不平等发展的，有的发展得快一些，有的发展的慢一些。发展的快的，视自己为文明人，把发展的慢的当成野蛮人。嘲笑、欺压甚至是侮辱，对那些人进行奴役。在这种欺压的过程中，仇恨在积累，交流中发展的慢的文明在慢慢赶上来。或者由于内部，或者由于外部的原因，发展慢的文明，去掉了束缚自己发展不起来的枷锁，爆发出来惊人的力量。突然爆发，掀起一场波及全世界的狂潮。

如果蒙古带来的世界性大乱还看得不清楚，那徐平前世最后一场世界狂潮，是如何发展起来，并影响全世界的，就看得比较清楚了。

在欧洲大发展的时候，位于欧洲中部的日耳曼地区小邦林立，一直发展水平落后，被周围的几家视为野蛮人。由于宗教改革，去除了阻碍自己发展的枷锁，他们展现出了惊人的爆发力，发展水来迅速赶了上来。在崛起的过程中，不断地诉诸武力对外扩张，挑起了两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世界上大部分的国家都被卷入，规模和烈度空前。

随着阶级矛盾的尖锐，全世界被剥削者联合起来抗争的国际主义运动大发展。由于日耳曼文化中又蛮又轴的特质，与革命斗争的坚决性、毫不妥协性相契合，通过理论底层的哲学这种方式，被引入到了**理论当中。否定之否定的辨证法哲学，充分展现了这种日耳曼人的蛮与轴。与这个体系不合的，肯定是不合的世界错了，不是理论错了，不顾一切向里硬套。随着**的传播，这种特质几乎影响到了世界的每一个角落。

一直到冷战结束，日耳曼人掀起来的这一场狂潮才算落幕。二战失败，他们从武力上被世界否定了。冷战结束，从文化上被否定了。

一言不合就是杠，只有你死我活，没有妥协合作。换到中国文化来，这种特质就是法家的蛮横，只要能把对方摁倒，我就赢了。没摁倒，肯定也不是我错了，只是一时实力不济罢了。世间事没有对或者错，只有实力够不够。第二次世界大战，日耳曼人还在亚洲找到一个好朋友，同样具备这种蛮和轴特质的日本。

认识到了这种世界性大潮的复杂性，最好的办法就是置身事外，扎紧篱笆，让他们在天下之外闹个沸反盈天。随他们闹，不要影响到自己。

徐平前世，日耳曼人的大潮已经落幕，以后还会不会有？最大的可能是还会有，而且很可能已经在酝酿当中。

第23章　蔡襄之错

吃喝一会，一直不说话的吴充道：“相公西北大胜，重整禁军，总觉得是要天下休养生息的时候，却又一下国政大变。相公正当青春，是否求治过于急切了？”

欧阳修道：“西北灭党项，败契丹，有此功，相公还有什么功可求？如此做，必然是真有大事，我等思之不及罢了。”

吴充不说话，蔡襄举杯一饮而尽，把杯按在桌上道：“相公所言，太过庞杂，一时也能以理得通透。我就不明白一点，相公言欲抑势力之家对小民的侵夺，要在天下均田方税之余，还要凭田土出徭役，不出人则出钱。又要官把城镇之间的场务、酒楼、邸店，凡令人指射的一切卖出，只留官派吏直管的。还优先卖给乡间大户，太过麻烦。如今三司钱粮广有，有银行在那里，把官营之业全部卖出又如何？盐铁非善政，不得已而行之。”

欧阳修道：“相公自有道理，我们官位低微，或有不知情之处。”

蔡襄脾气最倔，一听欧阳修的话，眉毛一扬：“有何不知情处？逐匈奴，行盐铁，汉武帝之政。徐相公灭党项，又有李相公去西北经理西域，无非是要效武帝故事罢了！”

吴育咳嗽一声：“君谟，相公一再言，君子当论迹不论心，以君子为北辰行之，你又行诛心之论了！朝廷如此做，相公自有深意。朝廷为政，势力之家和平苦之民为两端，现如今乡间小民艰难，故行此政纾缓民力。城镇里面，朝廷管得严，抑势力之家太过，产业凡有尺寸之利，必收于官。紧处当松，松处当紧，朝廷从容处置之。”

蔡襄嘴角一撇：“何处为紧？何处为松？说得过于玄了！若真是为小民着想，何不把天下之物一没于官，天下之田一没于官！有场务，有营田务，自经营之。怕势力人家借田土和场务盘剥小民，收入朝廷，朝廷总会怜民爱民！”

吴育道：“此话我还真问过，你猜一猜相公是怎么答的？”

蔡襄道：“这何用猜？无非全没入朝廷，朝廷管之不及而已。若要管，必要新召无数官吏，冗官冗吏如何平？相公虽有大功于国家，终是人也，何必身背此怨！”

吴育笑道：“是以说，君谟，你不去究事情如何，不肯用脑，只是猜人，如何能知事情端的？徐相公曾言，本朝宰相，功以赵忠献相公为首，德以王文正相公为第一。忠献相公佐命之功无人可及，文正相公以‘怨归于己，恩归于上’居相十数年。徐相公对宰相治政第一条，就是文正相公的‘怨归于己，恩归于上’。相公何许人？出西北统军，其余大臣三辞四推，相公慨然赴任。灭党项，败契丹，编练陇右之军。朝廷要调，相公把手下最得力之将、最强之军拨付出来。军功如此，说除军权，相公立即上马回京。”

说到这里，吴育摇摇头：“君谟，你要改！徐相公当政，再是如此随口评论，只怕不会一笑置之。相公此人，对官员合不合职任极是较真，你这样是犯了谏官的大忌！”

吴育和蔡襄都是福建路莆城人，关系不比旁人，这是真地在劝他。

蔡襄知道自己说得过了，不再说话，只是喝酒。

欧阳修瞪了蔡襄一眼，问吴育：“君谟说把天下之物收为官有，又有何不可？”

“天下有余物，官以租赋收之，以官营之场务夺之。此物尚余也，入势力之家。官收此物为何？官员俸禄、养军之费之外，当治生产，使世间钱粮越来越多。治生产，自然于天下有好处。只是场务必有余利，此余利用全用于治生产，非不想也，势不能也。三司再大，岂能天下之钱一一全管？此必托之于下。托之于下，必有贪渎之吏上下其手，年深日久越贪越多。是故，把天下之物没于官，非抑势力之家取平苦之民余物法也，是纳势力人家于朝廷内也。此等人得利，朝廷当怨，日久必生乱。”

在生产力达不到的情况下，强行把天下公有，不是消灭剥削，而是把剥削者收入了政权内部。初期是政权这个交集撑大，把剥削者和被剥削者这两个集合几乎全部纳入，经过长时间的发展，跟早期的剥削社会生出阶级一样，在交集里仍然会分出阶级。最终的结果不是消灭了剥削，而是改成了在政权内剥削，换另一种方法进行斗争罢了。这个时候的政权，承受被剥削者的全部怨气，相当于剥削者的背锅侠，还怎么维持？

以为如此做从此跳出了治乱循环，实际上治乱循环只是换了一个面目罢了。

为什么封建时代的欧洲没有治乱循环？这没什么好解释的，中国家天下的封建时代同样没有治乱循环。发展不到那样的水平，矛盾在各家解决了，很难形成波及天下的大乱。

欧洲走出家天下之后有没有治乱循环？当然有，一次一次的经济繁荣和经济危机，换一个名字就不是治乱循环了？治乱循环不可怕，只要走出了封建时代，实现大一统，几乎无法避免。怕的不是治乱循环，怕的是天下兴亡，及时改革调整，千万不要走到那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