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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39部分（第1页）

“下官也想过，有两个法子拿不定主意。一是不管愿与不愿，都要征发，让县里看住里正，按户抽人。只是如此做，必然会引起民间的怨气，有些不妥。再一个就是有那不愿意服差役的人家，可以出钱雇人来做，官府只管点齐人头。这样一来做工的就只有贫苦人家，只怕民间也会有非议。两个办法各有优劣，定不下来。”

徐平笑道：“第二个办法好，便就用后一种。”

这就是史上王安石变法中募役法的雏形，此时不少地方已经采用。王安石变法的内容当然不是凭空想出来的，其实大多数措施都经过了实践。不过变法的时候有了太多为国敛财的意图，又急于求成，再加上党争，在实际执行中变了模样。

比如募役法，本来只是普通差役的补充，公私两便的事情。被变法派采用之后，一刀切地代替了原来的差役，为了更快得到更大的政绩，最后走向了极端。比如本来下等户是不负担差役的，实行募役法后免役钱也摊到下等户头上。结果最终民间百姓的负担并没有减轻，只是充实了官方的钱袋子而已。

这样的时代，这样的经济基础，并没有实行完全的募役法的条件，征发徭役是必不可少的。作为徭役的补充，部分实行免役法倒是可以，方便官方，也方便百姓。

至于差役，比如民间谈之色变的里正和衙前，倒是可以用募役代替，最好直接变成公吏，纳入官方编制。实际上王安石变法也是这样做的，只是这样做了之后收免役钱比官府付出的多出太多，成了敛财手段而已。

别说是这个时代，就是千年之后义务工直接折成钱从民间征收，也成了农民巨大的负担，让农村民生凋弊。徐平前世在农村跑得多，明白这中间的细微变化。

李觏当知县的时间不长，对于这些事情还没有清晰的认识，见徐平这样说，自然就一口答应下来。其实在心里，他也觉得第二种方法简便。

徐平又道：“用第二种办法，但有几条我要给你讲清。第一点，原则上凡是征发民夫的各县，则凡是壮丁，都要服此次徭役。你先会同桥道厢军，拟出一个章程来，算好修路的用工量，平摊到每一丁身上，要做多少个工。这算出来的数量，打个八折，则就是服役壮丁每人需要做的工数。到修路的时候，由公吏会同桥道厢军，把要做的事情折成工数，全部登记造册，交到你这里还有本地官府，到时候由转运使司稽查。这每一个工，都按民间雇人每天所需的钱数，折算出钱来，不服徭役的按此数交钱。而愿意做工的，只要超出了自己需做的数额，则按此数由你会同当地官府，给他们发放工钱。记住，不允许不服役的人家自己雇人，否则一旦发觉，加倍罚钱。”

李觏奇怪地问道：“为什么不允许民户自己雇人？我们只需要点齐人头，有人做工就是了，公私两便的事情。若是官方雇人，又多许多麻烦。”

杨告也道：“都漕，下官也觉得这样多此一举，无此必要吧？”

徐平摇了摇头：“不，很有必要。不要怕官府麻烦，公吏们拿着俸禄，不愿意辛苦做事只管辞职回家，重新募人就是。若是官府只管点齐人头，你知道这人是怎么雇来的？话说明白了，来的这些人大多根本就拿不到钱。比如大户人家允诺来年让他们租好地，或者说是农忙时便宜雇家里的牛，很多农户欢天喜地就去了。等到事了，又是一笔煳涂账。你们以为修路的时候省了心力，却不知道已经埋下了无数事端的种子。”

大多数农村里种地的庄稼人，一辈子就在附近几个村子生活，见识有限，目光自然也就短浅，很容易就被大户人家骗了。去家里一说，来年我的牛借给你用，或者是到时我渠里的水可以让你浇地，要不就是我哪里的好地租给你，他们就欢天喜地去帮人干活了。结果等到活干完了，别人翻脸不认，你找谁说理去？最没办法的，是这种骗局可以一次又一次地重复，总有人心甘情愿地上当。

不是农民太笨，而是他们的生活环境就是那么单调，生活压力又那么大，心甘情愿用一身力气去换一个虚无飘缈的希望。不想他们上当，那就不要让他们去与大户人家做交易。

官方对乡村越放纵，则大户人家向底层转嫁负担越严重，这个问题无解。

见李觏和杨告两人还是不理解，徐平道：“这次就按着我说的做，李觏，你记住此次做事，一定要事必躬亲，多小的事也要自己过问。凡是有疑问的，多想一想，多问一问，对你日后仕途大有好处。等到事了，写份书状给我。”

李觏知道这是徐平在教自己做事，急忙应诺。

徐平又道：“还有一句话我说给你们听，凡是跟乡间种地的百姓打交道，不管到什么时候，尽量不要从他们的身上收钱。上等户的钱还可以收一收，中下等户非到万不得已，不要直接收钱。宁愿从他们的手里收东西上来，官府去发卖换钱，也不要收他们的钱。这些人家可能有力气，也可能有点土产之类，但却是没有办法换成钱的。乡间种地的百姓，想换一文钱都难，这个道理千古不变。你收他们一文钱，他们可能就要用两文甚至十文钱的东西去换，几贯钱可能就会让人卖儿鬻女，切莫当作等闲。反过来，我们给到他们手里哪怕一文钱，可能就有天大的用处，能够让他们做成想了几年的事情。所以，那些服差役的既然是贫困人家，那就要给他们一个机会，可以用力气换钱回家。对乡民，要少取多予。”（未完待续。。）

第72章　底气

农业是第一产业，经济活动从这里出发，但事情就是这么无奈，第一产业是最难从经济活动中获利的。种地的农民一年到头，能够换到手里的钱少之又少，是真正的一文钱恨不得瓣成两半花。原因很简单，他们的劳动换来的算是商品的东西非常少，生活空间内的商业活动也非常少见，从哪里换钱来？城市里的闲汉，随随便便做个零工，一天便就可以挣到几十文钱。种地的农民愿意花上十倍的力气，可是谁付钱啊。

从种地的农民身上收一文铜钱，就相当于增加数文钱的负担，钱对他们来说本身就是一种剥削。自然经济的成分越浓，这种剥削就越是沉重。

徐平前世听过一种说法，说是赋税的货币化是一种进步，显示商品经济活跃云云，现在却完全是另一种想法。农村就没有商品经济，活跃个鬼啊，货币化必然是加重农民的负担，而且这种负担非常沉重。徐平记得自己前世小时候，一些偏远一点的乡村，为了孩子上学的几十几块钱的书本费，能把家里的大人难为死，更何况这个年代。

农民的税就该是收实物，给他们钱，只要做到这一点，农民的生活就会好转起来。相反如果从农民的手里收钱，农业必然就会一步一步走向破产，土地加速集中。

在乡村开办买卖社，通过三司铺子收土产向农村输送铜钱是为了这个目的，现在让李觏部分采用募役法，向贫苦农民付铜钱也是出于同样的目的。

资本主义的资本不包括土地，同样商品经济中的粮食也不是商品。

资本之所以被称为资本而不是通称为金钱与财富，是因为这是商品经济循环中的一部分，从这里出发，最后要达到扩大再生产的目的。而相对来说，土地是没有扩大再生产的潜力的，天然就与资本相区别。而粮食是人类生存的必需品，社会要有序发展，这种必需品是不可以成为商品的，不然就要付出巨大的代价。

主要生产粮食的农民，是游离于商品经济之外的。城市的城墙仿佛就是一道一道的栅栏，天下数量最多的那一群人，被拦在栅栏之外，看着里面歌舞升平，无限繁华。而他们自己所追求的，不过是衣能蔽体，食能果腹。

广阔的农村缺乏用于经济交换的商品，更加缺乏那神奇的魔物金钱。要让农村的经济好起来，就要让农民有以物或劳力换钱的渠道，这渠道越多越好。

史上发生的羊吃人的“圈地运动”，仅仅说明了资本家的贪婪，为了资本的增殖可以践踏一切的道德与良知，而并不是社会发展必然要经的阶段。徐平两世为人，有那样的眼界可以看到这一些敝端，当然要尽最大的努力去避免，去缓和，而不是推波助澜。

能够修好水渠把水缓缓引出来，就不要任洪水肆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