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琳这个闺女立马发现奇怪。
问了半天,朱教授才吞吞吐吐说上午和人发了一通火。
原来是朱教授听到些闲言碎语,几名讲师讨论江弦的《铜钱街》,认为作者们写的东西就是他们的精神寄托,李兰德就是江弦的理想,是在中宣泄现实的困顿。
“写作能力好又怎么样,一个艺术工作者,丧失了社会责任感,如何成为真正的大家?有愧于自己,有愧于家国。”
朱教授听不惯这话,就去替江弦理论,文人之争,思想之争,不可避免的白热化,发生一番口角。
“爸,您没必要为这个发火。”
江弦劝说道。
朱教授还是一脸的意难平,愤愤然道:
“鲁迅先生说的真是没错,我向来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然而还不料他们竟会下劣凶残到这地步!”
江弦安慰朱教授几句,明白这是他老人家把他看作一家人,对他有了爱护心。
其实这几个老师的话,正是时下舆论的冰山一角。
《铜钱街》自十月在《收获》发表以来,惹来足够大关注的同时,也获得了不少评价。
其中赞美之词不少,批判的声音同样很激烈,双方僵持不下。
这是无法避免的。
哪怕《月亮和六便士》这部原著,在思想开放的后世也仍然争议一片,喜欢的有人直接把毛姆贬损成“三流作家”
,说这篇不过是营销出的通俗。
还有打拳的。
后世还是如此,那就别提四十年前这个思想还未完全开放的时期了。
在《铜钱街》发出以前,李清泉就不止一次的提醒过江弦,这篇内容敏感,刊发以后争议会很大。
李清泉作为一名卓尔不群的编辑家,对作品发出以后的影响预测相当准确。
结果也正如他预料一般,这篇受到赞誉的同时,哗声一片。
只是恰逢江弦访问日本,就未能及时的切身感受到国内舆论环境。
回家的路上,江弦去到路边的售报点。
“要什么?”
营业员问。
“有《文艺报》么?我要11月的。”
“有。”
营业员嗑着瓜子,递过来一份。
作为文艺评论界的重要阵地,看《文艺报》就能感受出如今文艺界的舆论风向。
“还要点儿别的不?”
江弦又挑选几份其他期刊,各路喉舌。
回到虎坊路15号,他喝一口水,捏起《文艺报》扫了一眼。
11月《文艺报》关于《琉璃月照铜钱街》的讨论不少。
他先注意到一篇黄秋耘同志的文学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