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然,华国和阿美莉卡主导的区域经济发展联合体,霓虹的金融机构不下绊子就算好了。
“这个机构的资金,将由亚洲各国共同注资,我们提供初始的一百亿美元,并吸纳来自阿美莉卡、西欧和华国的长期发展性资本。
但关键在于,它的决策权和投票权结构,将以区域发展需求为核心,而不是由经济体量单方面决定。
它将是一台高效的资本输送机。
它会以极快的速度,向那些愿意加入经济整合框架的国家,提供基础设施建设、能源项目和高新技术引进的融资。
它的唯一标准是经济可行性和回报率,而非意识形态。
这个机构将不可避免地赋予贵国在亚洲经济中前所未有的主导地位。
通过合作与投资,它能建立起一套以亚洲为中心的经济标准和贸易网络,有效地对抗来自苏俄的政治经济影响,并弱化既有世界秩序对贵国的排斥。
它不仅是一座银行,它是一个经济共同体的主心骨,也是主权平等、共同发展的政治宣言。
这,才是我们为新亚洲所能提供的,最坚实、最具体、也是最不带政治附加条件的让步。”
“我们和我们的邻居,欢迎资金的流入,因为我们需要发展。
但我们不可能接受传统金融机构那一套贷前调查、风险评估以及贷后监督。
这些流程,在西方是惯例,但在我们的政治语境中,它们不是经济行为,而是对主权的侵犯,是对国家经济规划的干预,甚至会被视为越界活动。
我想我们无法允许一个由西方资金主导的机构,派驻人员深入我们的国有企业、审查我们的财政报告、甚至干预我们项目的决策过程。
这与我们坚持的经济独立性原则是水火不容的。”
基辛格对此心知肚明,他正是要利用华国作为发起国的身份,来解决这个意识形态层面的信任危机。
“你指出的正是问题的关键,也是这个机构为什么必须由我们双方合作才能实现的原因。”基辛格回应道。
“让socialism阵营的国家同意接受资金容易,因为发展是必须品。
但想让他们接受西方传统的基金贷前贷后调查,以及透明化的风险管理,几乎不可能。
因此,这个亚洲发展与投资银行的主导者,就不能是阿美莉卡,也不能是任何一个单一的西方国家。
它必须是一个混合体。
如果贵国能够作为这个机构的主要推动者和背书者,利用你在社会主义阵营和第三世界国家中的政治信誉和影响力,去设计一套新的、能够被接受的调查和审查标准,那么所有的问题就迎刃而解。
该机构的运作,可以由贵国和部分中立的亚洲国家来执行,确保其程序符合亚洲的发展文化和主权要求。
而西方提供的,仅仅是纯粹的、不附加政治条件的资本。
我们负责资本,您负责信任。
只有贵国,拥有跨越意识形态、领导这个机构的政治能力。
只有我们合作,才能为这个发展与投资银行提供双重背书。
既有西方资金的雄厚,又有亚洲自主权的保障。
这是任何其他大国,都无法提供的战略组合。”
显然基辛格作为现实主义的最顶级高手,可不是仅仅只会扮演林燃的应声虫。
他在林燃的战略规划层面找到了具体的实施路径,更重要的是,他找到了说服燕京的那条路,推开了奠定合作基础的那道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