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69小说网

第132章 汶上之风 闵子骞的拒仕操守（第1页）

季氏使闵子骞为费宰，闵子骞曰：“善为我辞焉。如有复我者，则吾必在汶上矣。”

鲁哀公初年的一个清晨，费邑的信使穿过曲阜的薄雾，将季氏的聘书送到闵子骞手中。竹简上的漆字闪着冷光：“请子为费宰，掌一邑之政，食邑三百户。”站在庭院中的闵子骞望着远处的汶水，雾气正从河面升起，像一道无形的界限。他对信使拱手道：“善为我辞焉。如有复我者，则吾必在汶上矣。”

这短短几句话，被《论语?雍也》收录，成为中国历史上最着名的拒仕宣言之一。费邑是季氏的私邑，当时季孙氏专权，把持鲁国朝政，闵子骞的拒绝，不仅是对一份官职的推辞，更是对“不义之禄”的坚守。汶水北岸是齐国，南岸是鲁国，这条河流从此成为象征操守界限的文化符号，而闵子骞那道望向汶水的背影，在两千多年后仍散发着清冽的光芒。

一、费邑的诱惑与汶水的界限

费邑在今山东费县西北，《左传?僖公元年》记载：“公赐季友汶阳之田及费。”到春秋末期，费邑已成为季氏最富庶的封地，拥有城池、军队、良田，其规模甚至超过鲁国都城。考古发现的费邑遗址，城墙周长约八公里，出土的青铜器、玉器数量远超同期鲁国其他城邑，可见其繁华。

季氏任命闵子骞为费宰，绝非普通的官职授予。当时的费宰多由季氏亲信担任，如公山弗扰曾以费邑叛乱（《论语?阳货》），子路也曾为季氏治费（《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这个职位手握实权，既能聚敛财富，又能培植势力，是仕途飞升的捷径。安徽博物院藏的战国“费宰之印”铜印，印面刻有精致的蟠螭纹，显示这一职位的尊贵。

闵子骞为何要拒绝？《孔子家语?弟子行》记载他“事父母孝，事君忠，与人交信”，其核心价值观与季氏的“僭越”形成尖锐对立。当时季氏“八佾舞于庭”，用天子规格的礼仪，孔子怒斥“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论语?八佾》）。在这种背景下，担任季氏的费宰，无异于成为僭越者的帮凶。

汶水在春秋时是鲁齐边界，《水经注?汶水》载：“汶水出泰山莱芜县原山，西南过其县南，又西南过奉高县北，又西南过博县南。”闵子骞说“必在汶上”，意为宁肯流亡他国，也不妥协。这种以空间划界明志的方式，在历史上屡见不鲜：伯夷、叔齐“不食周粟”隐于首阳山，屈原“行吟泽畔”怀石投江，界限的另一边，是不可动摇的原则。

二、闵子骞的孝道与政治伦理

闵子骞以孝着称，《二十四孝》中“芦衣顺母”的故事流传千古：他幼时受后母虐待，冬日穿芦花填充的棉衣，而弟弟穿丝棉。父亲发现后欲休妻，闵子骞却劝道：“母在一子寒，母去四子单。”这种“以德报怨”的孝，并非单纯的家庭伦理，而是其政治伦理的基础。

在儒家看来，“孝”与“忠”一脉相承。《孝经?广扬名》说：“君子之事亲孝，故忠可移于君。”闵子骞的孝，包含着对“义”的坚守——既不忍父亲陷入“休妻”的不义，也不愿后母背负“虐子”的恶名。这种品质投射到政治领域，便是对“不义之君”“不义之禄”的拒绝。

《论语?先进》记载，孔子让弟子各言其志，闵子骞说：“愿无伐善，无施劳。”意为不夸耀自己的好处，不把劳苦之事推给别人。这种低调谦和的态度，与季氏的专横形成鲜明对比。季氏家臣阳货曾强迫孔子出仕，孔子虽“时然后言”，却始终保持距离，闵子骞的拒仕，正是对孔子“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论语?泰伯》）思想的践行。

山东济南的闵子骞祠，有幅明代壁画“拒仕图”：闵子骞站在汶水岸边，季氏的使者跪在地上递上聘书，背景中季氏的宫殿隐约可见，却被一道彩虹般的光带与汶水隔开。这幅画生动诠释了：真正的操守，能在欲望与原则之间划出比河流更清晰的界限。

三、拒仕传统的历史谱系：从伯夷到陶渊明

闵子骞的拒仕并非孤立事件，而是中国士人“守道不仕”传统的重要环节。这个传统像一条隐秘的河流，流淌在正史的缝隙里，滋养着中国文化的精神品格。

商周之际的伯夷、叔齐，是拒仕传统的源头。《史记?伯夷列传》记载，他们是孤竹君之子，因反对周武王伐纣，“义不食周粟，隐于首阳山，采薇而食之”。临死前作歌：“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这种对“以暴易暴”的批判，与闵子骞拒绝季氏专权，精神内核完全一致——拒绝服务于自己认为不义的政权。

战国的庄子，将拒仕推向哲学高度。楚王派使者聘他为相，庄子持竿不顾：“吾闻楚有神龟，死已三千岁矣，王巾笥而藏之庙堂之上。此龟者，宁其死为留骨而贵乎？宁其生而曳尾于涂中乎？”（《庄子?秋水》）他的选择，是对“庙堂之高”的超越，追求精神的绝对自由，这种“不事王侯，高尚其事”的态度，影响了后世无数隐士。

汉代的严光，曾与光武帝刘秀同学。刘秀称帝后请他出山，严光却披羊裘垂钓于富春江上。刘秀亲自拜访，与他同榻而眠，严光却把脚压在刘秀肚子上。最终他拒绝官职，隐居终老。范仲淹在《严先生祠堂记》中赞道：“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严光的拒仕，是对“君臣关系”的重新定义——友谊不能成为屈从的理由。

东晋的陶渊明，留下“不为五斗米折腰”的千古佳话。他任彭泽县令时，郡督邮来视察，属吏劝他“应束带见之”，陶渊明叹道：“吾不能为五斗米折腰，拳拳事乡里小人邪！”即日解印去职，作《归去来兮辞》明志。他的拒仕，是对官场虚伪的彻底决裂，回归田园寻找“真意”。

这些拒仕者的选择各异：伯夷是“非暴力不合作”，庄子是“精神超脱”，严光是“平等坚守”，陶渊明是“回归本真”，但都与闵子骞一脉相承——在官职与操守之间，选择后者；在利益与原则之间，坚守底线。

四、“辞”的艺术：拒仕的语言智慧

闵子骞的拒仕之言“善为我辞焉”，语气委婉却态度坚决，展现了“辞”的艺术。这种语言智慧，既避免直接冲突，又清晰表达立场，是中国士人在复杂政治环境中的生存智慧。

委婉中的坚定：“善为我辞”的“善”，意为“好好地”，给足对方面子；“辞”则明确表示拒绝。这种“软中带硬”的表达，比怒斥更有力量。《孟子?公孙丑下》中，孟子拒绝齐王的召见，说“不幸而有疾，不能造朝”，同样用委婉的方式坚守原则。

预设的界限：“如有复我者，则吾必在汶上矣”，是提前划清底线。这种“预警式拒绝”，让对方明白再劝无用，避免纠缠。三国时管宁“割席分坐”，以行动划界；嵇康作《与山巨源绝交书》，以文字明志，都是这种智慧的延续。

以退为进的策略：拒仕不是目的，而是为了“守义”。闵子骞的拒绝，是向世人宣告“不义之禄不可取”，这种“退”实则是对道义的“进”。唐代的元结，在安史之乱后拒绝朝廷的高官厚禄，主动请求去战乱后的道州任刺史，“抚柔甿庶，几致刑措”，用另一种方式践行道义。

语言是心灵的镜子，拒仕之言的风格，反映出拒仕者的品格：闵子骞温和而坚定，伯夷悲愤而决绝，庄子幽默而超脱，陶渊明洒脱而果决。这些话语穿越时空，让我们看到：真正的力量，不在于声高，而在于意坚。

五、费宰的历任者：不同选择的命运对照

费邑作为季氏的核心封地，历任费宰的不同选择，构成了一面映照操守的镜子，与闵子骞形成鲜明对比。

公山弗扰的叛乱：《论语?阳货》记载，公山弗扰以费邑叛乱，召孔子前往，孔子“欲往”，子路不悦。孔子解释：“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最终虽未前往，但公山弗扰的选择——利用费宰的权力谋私，成为闵子骞拒绝的反面教材。他的结局是兵败逃亡，《左传?定公十二年》载“公山不狃奔齐”，身死名灭。

子路的治费：《孔子家语?屈节》记载，子路为费宰时，“备其守备，修其城郭，民皆说悦”。他的治理能力出众，但因服务于季氏，始终处于“助纣为虐”的争议中。后来子路在卫国孔悝之乱中战死，死前仍“结缨而死”，坚守礼仪，却也难掩其选择的矛盾性。

子游的教化：《礼记?檀弓》记载，子游为武城宰时，以礼乐教化百姓，孔子“闻弦歌之声”，曾开玩笑说“割鸡焉用牛刀”，子游反驳“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子游的选择是“在其位谋其政”，用正道影响地方，与闵子骞的彻底拒绝不同，却也是一种坚守。

这三种选择构成了士人面对不义权力时的典型困境：公山弗扰“同流合污”，子路“有限坚守”，子游“以道化之”，而闵子骞“彻底划界”。历史评价也随之分野：公山弗扰被斥为“乱臣”，子路被叹为“忠勇”，子游被赞为“贤宰”，闵子骞被尊为“君子”。

这些对照揭示：选择比能力更重要，方向比速度更关键。闵子骞的拒绝，不是逃避责任，而是拒绝为不义服务——有些位置，站上去就是错；有些俸禄，拿起来就失节。

六、汶水的象征：界限意识的文化内涵

闵子骞以汶水为界，赋予这条河流丰富的文化象征意义。在中国文化中，“界限”是重要的精神符号，既包括地理界限，也包括伦理界限、原则界限。

地理界限与心理界限：汶水是地理上的鲁齐边界，更是闵子骞心理上的“义利之界”。这种“以地明志”的方式，在文学中反复出现：屈原“指九天以为正兮，夫惟灵修之故也”，用苍天为界；李白“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用尊严为界；文天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用生死为界。

可逾越与不可逾越：有些界限可以逾越，如“入境问俗”；有些界限绝不能逾越，如“饿死不食嗟来之食”。《礼记?曲礼》说“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是阶级界限；孟子说“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是人性界限。闵子骞的界限，属于后者——关乎人格尊严与道德底线，一旦逾越，便不成其为人。

动态的界限与坚守的内核：界限的形式会变，但内核不变。在现代社会，汶水可能变成一份合同中的“霸王条款”，一份违背良知的工作指令，一次需要妥协的利益交换。拒绝的方式也可能不是“逃往汶上”，而是辞职、举报、沉默的抗议，但那种“有所不为”的精神，始终是文明的脊梁。

江苏苏州的沧浪亭，有幅楹联：“清风明月本无价，近水远山皆有情。”这里的“清风明月”，便是无形的界限——物质可以有价，精神操守却无价。闵子骞望向汶水的那一刻，看到的正是这种无价的坚守。

七、“不仕”与“仕”：士人的双重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