仲弓问子桑伯子,子曰:“可也简。”仲弓曰:“居敬而行简,以临其民,不亦可乎?居简而行简,无乃大简乎?”子曰:“雍之言然。”
暮春的洙水岸边,刚听完孔子评说子桑伯子的冉雍,正沿着河岸慢慢走着。春风拂过水面,激起层层涟漪,就像他心中不断翻腾的思绪。“可也简”,夫子对那位鲁国大夫的评价简洁明了,却让他陷入了深深的思考。
一、竹简上的“简”字溯源
在山东博物馆的甲骨展厅,一片商代甲骨上的“简”字引起了考古学家的注意。这个字像是一束捆在一起的竹简,旁边还有一只手持刀的形象,仿佛在示意着删繁就简的过程。《说文解字》中说:“简,牒也。”最初指的是用来书写的竹简,后来引申为简约、简略之意。
1959年,甘肃武威磨嘴子出土的汉简《仪礼》,让我们得以窥见古代“简”的具体形态。这些竹简用麻绳编联成册,每简字数不等,多则三四十字,少则十余字。在纸张尚未普及的年代,竹简的珍贵使得人们在书写时不得不力求简洁,这种物质条件的限制,反而催生了对“简”的审美追求和价值认同。
子桑伯子生活的春秋时期,正是礼崩乐坏的年代。旧有的礼仪制度繁琐复杂,让人们不堪重负。子桑伯子主张“简”,或许正是对这种繁琐礼仪的反抗。《论语》中记载他“不衣冠而处”,在注重礼仪的当时,这种行为无疑是一种大胆的简化。但这种简化是否恰当,却成了仲弓与孔子讨论的焦点。
二、子桑伯子的“简”之实践
关于子桑伯子的记载寥寥无几,但从零星的史料中,我们可以勾勒出他的一些行事风格。《说苑?修文》中提到:“子桑伯子不衣冠而处,孔子曰:‘与其不逊也,宁俭。’”孔子虽然认为子桑伯子的行为有些不合礼仪,但也承认他有节俭的可取之处。
在治理国家方面,子桑伯子也奉行简约的原则。据说他在处理政务时,常常省去许多繁琐的程序,直接做出决断。有人批评他过于草率,他却认为:“繁文缛节只会束缚手脚,耽误正事。”这种治理方式在短期内可能会提高效率,但长期来看,却可能因为缺乏必要的规范和考量而出现问题。
有一次,鲁国发生了一场小规模的饥荒,子桑伯子作为负责官员,没有按照惯例向上请示汇报,而是直接打开粮仓赈济灾民。这种做法虽然解了燃眉之急,但也违反了当时的制度。支持者认为他果敢决断,以民为本;反对者则认为他目无章法,可能会引发混乱。这场争议,也正是“简”的尺度难以把握的体现。
三、仲弓的“敬”之内涵
仲弓,也就是冉雍,作为孔子的得意弟子,以德行着称。他对“敬”有着深刻的理解和践行。在他看来,“敬”不仅是一种态度,更是一种责任和担当。“居敬”,就是要内心怀有敬畏之心,对自己的职责、对百姓的福祉、对天地万物都保持尊重。
《论语?子路》中记载,仲弓问孔子如何为政,孔子回答:“先有司,赦小过,举贤才。”仲弓将这句话牢记在心,并在自己的为政实践中加以贯彻。他在担任季氏家臣时,首先整顿吏治,明确各级官员的职责,让他们各尽其职。对于下属的小过错,他往往予以宽恕,以激励他们更好地工作。同时,他积极举荐有才能的人,让他们为国家和百姓效力。
仲弓的“敬”还体现在对细节的关注上。他处理政务时,总是一丝不苟,反复推敲,生怕出现差错。有一次,他负责征收赋税,发现其中有一项规定可能会对贫困百姓造成负担,于是他亲自进行调研,收集了大量的实际情况,然后向上级提出了修改建议,最终使得这项规定更加合理公平。
四、“居敬而行简”的治道智慧
仲弓提出的“居敬而行简,以临其民,不亦可乎?”道出了一种高明的治道智慧。“居敬”是内在的修养和态度,“行简”是外在的行事方式和方法。只有内心怀有敬畏和责任,才能在简化程序、提高效率的同时,不偏离正道,不损害百姓的利益。
在水利工程的治理中,这种智慧体现得尤为明显。前面提到的冉雍主持修建的“淇水堰”,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在设计和施工过程中,始终怀着对自然的敬畏和对百姓负责的态度,反复论证,精心规划,这是“居敬”;而在具体的施工组织中,他简化了不必要的层级和手续,提高了工作效率,这是“行简”。这种结合,使得工程既高质量完成,又惠及了两岸百姓。
在司法实践中,“居敬而行简”同样适用。仲弓处理案件时,总是本着公正、公平的原则,深入了解案情,这是“居敬”;同时,他简化了一些繁琐的诉讼程序,让百姓能够更便捷地维护自己的权益,这是“行简”。他认为,司法的目的是解决纠纷,维护正义,而不是炫耀程序的复杂。
五、“居简而行简”的潜在风险
仲弓担心的“居简而行简,无乃大简乎?”并非空穴来风。如果内心缺乏敬畏和责任,只是单纯地追求形式上的简化,就可能会导致诸多问题。这种“大简”,往往表现为草率、敷衍、不负责任。
在历史上,有许多因“居简而行简”而导致失败的案例。比如,秦末的赵高,在秦始皇死后,篡改遗诏,扶持胡亥继位。他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力,简化了许多朝廷制度和礼仪,独断专行,结果导致朝政混乱,民不聊生,最终引发了大规模的农民起义,秦朝也随之灭亡。赵高的“简”,就是缺乏“敬”的支撑,是为了一己私利而进行的肆意妄为。
在地方治理中,如果官员“居简而行简”,就可能会忽视百姓的需求和利益。比如,有些地方官员为了追求政绩,简化了项目审批程序,导致一些不合格的项目上马,给环境和百姓的生命财产安全带来了隐患。还有些官员在处理民生问题时,敷衍了事,简单粗暴地对待百姓的诉求,激化了社会矛盾。
六、孔子对“敬简”的平衡之道
孔子作为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对“敬”和“简”有着深刻的洞察和平衡之道。他既赞赏“简”的高效和质朴,又强调“敬”的重要性。在他看来,“敬”是“简”的前提和基础,“简”是“敬”的体现和延伸。
《论语?学而》中说:“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这里的“敬事而信”,就是要求统治者要以恭敬的态度对待政务,取信于民;“节用而爱人”,则体现了简约和爱民的思想。孔子认为,治理国家既要有恭敬认真的态度,又要避免不必要的浪费和繁琐,这样才能让百姓安居乐业。
对于子桑伯子的“简”,孔子虽然有所肯定,但也指出了其不足。他认为子桑伯子的“简”缺乏“敬”的支撑,容易走向随意和放纵。而仲弓提出的“居敬而行简”,则很好地平衡了“敬”和“简”的关系,得到了孔子的认可:“雍之言然。”
七、历史长河中的“敬简”实践
在中国历史上,许多有作为的统治者和政治家都践行了“居敬而行简”的治道智慧。西汉的文景之治,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汉文帝和汉景帝在位期间,推崇黄老之学,主张无为而治,简化了许多繁琐的政令和赋税制度,让百姓得以休养生息。同时,他们又注重自身的修养,以身作则,提倡节俭,对政务保持着高度的敬畏之心。
汉文帝曾说:“朕闻之,天生民,为之置君以养治之。人主不德,布政不均,则天示之灾以戒不治。”这种对天命和百姓的敬畏,正是“居敬”的体现。他废除了肉刑等残酷的刑罚,减轻了赋税,让百姓能够安居乐业。汉景帝继承了汉文帝的政策,继续推行休养生息的措施,使得西汉的经济得到了快速发展,社会稳定,开创了文景之治的盛世局面。
唐代的贞观之治,也是“敬简”实践的典范。唐太宗李世民深知“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道理,对百姓怀有敬畏之心。他虚心纳谏,任用贤能,简化了政令,减轻了百姓的负担。同时,他又注重法制建设,制定了《贞观律》,规范了官员的行为和社会秩序。
唐太宗曾说:“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若损百姓以奉其身,犹割股以啖腹,腹饱而身毙。”这种以民为本的思想,正是“居敬”的核心。他还提倡节俭,反对奢侈浪费,以身作则,带动了社会风气的好转。在他的治理下,唐朝政治清明,经济繁荣,文化昌盛,出现了贞观之治的辉煌景象。
八、文学作品中的“敬简”影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