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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88章 冶与天通(第3页)

自古传统社会乃农业社会,人与自然之联系甚密,系亲和而非对立之关系,此对传统造物观念与实践皆产生重要影响,创古代独特之造物文化。

古代匠师将主体之生命情感与意愿融入自然界之材料中,使自然材料与人之气脉相通,造出一种自然与人和谐共生之理想器物,此器物仿若具生命。

古代造物者善择材料、用材料之特点,使器物于材料、技艺、匠心之共同作用下合于自然之道、显自然之美。

自儒家礼乐文化后,古人便把“礼教”与“乐教”融为一体,形成了所谓教化体系,其要旨就是以礼为教、以乐为教,这是古代儒家教义之根本。

古代文化,自此成为一种礼乐文化,因此古人最为典型的生活方式,便是礼乐生活。

古代之人的生活方式是以“礼”为载体,而这个载体,却是物质与精神、内容与形式的一统一体,这其中自然包括古代的各种器物存在。

因此,修者研究古代器物之真意,必须关注古人的生活方式,只有对古人的生活方式有所了解,能比较深刻的认识和理解其中,才能更容易地认识和理解,那些体现了古人生活方式的器物。所谓博古通今,便在于此。

《左传》中“器以藏礼”彰显了古代传统文化的基本特质。

古代器物皆蕴含着一种礼之尺度与乐之精神,将秩序与和谐之观念全面贯穿于日常生活,并体现在日用器皿之上。

譬如古之玉器,便承载了礼器之功用。“器以藏礼”意即以“器”为象征之手段,将礼法借由礼器贯注于仪式之中。

礼器乃礼之表现载体,亦即言,礼之内涵是通过器物展现出来,诸如器皿、舟车、宫室、衣冠等。

器物亦是权力与身份之重要载体,器物之形制、色彩、纹饰等,均可成为权力与社会地位之一种表征。

古代青铜器为礼乐文化之典型代表。但请烦记,青铜礼器绝非贵族统治者之装饰品与奢侈品,更为重要者,乃国家之礼器与权力之象征,所谓国之重器便是。

古时鼎为青铜礼器之首要,其本为盛牲之器,鼎中盛放何种牺牲物品,其数量之多寡,决定了礼之级别高低。

在西周时期,存有列鼎制度,列鼎乃王公贵族于祭祀、宴飨、丧葬等礼仪活动中所使用之形制、纹饰相同,而尺寸大小依次递减,或相同之成组奇数之鼎。此即天子用九鼎,诸侯用七鼎,大夫用五鼎,士用三鼎。

礼器组合以鼎簋较为常见,簋常以偶数出现,如天子九鼎八簋,诸侯七鼎六簋,大夫五鼎四簋,士三鼎二簋。随着奴隶制之瓦解,用鼎制度虽有所变化,如出现“僭越”之现象,但用鼎数量之多寡,仍为判断墓主身份高低之重要标志。

而青铜器之觚,源自陶器之演变。日常所用,若需温酒而饮,则用爵,无需温热,则用觚。爵与觚,皆为高级之礼器,不可随意使用。

古人于燕礼及祭祀时,方用爵与觚。青铜觚者,长身细腰,圆底敞口之酒器也,多为圆形,亦有方形觚,然少见耳,其口大而平,饰以饕餮纹、蕉叶纹、四瓣花纹等。

然不论圆觚或方觚,其共性乃器身有棱,“觚”字本义即为棱角。至春秋末期及战国初期,铜觚之形制已不如西周时期之规整,棱角渐不明显,乃至消失,然仍名之曰觚,遂致孔子感慨万千。

觚为礼器,有无棱角与为礼器似无矛盾,然则,真正令孔子感叹者,应为觚之用法失礼也。觚仅为孔子感叹之媒介,其真正所叹者,乃春秋末期之礼崩乐坏。

古代礼器有玉器、青铜器、漆器,亦有瓷器。礼器者,乃古代皇帝、贵族于祭祀、丧葬、朝聘、征伐及宴享、婚嫁等礼仪活动中所用之各种器皿也。

华夏从明清时期起,瓷质礼器频现,其形状多为青铜器中之鼎、炉、花觚、瓶、尊、簋、爵、鬲等样。

单色釉瓷器上之花纹,亦多为商周青铜器上之夔龙纹、饕餮纹、云雷纹、回纹、乳钉纹、蕉叶纹等,于装饰风格方面,亦采商代青铜器之装饰手法。

而青花、五彩、斗彩等瓷质礼器,于造型设计上,不若单色釉瓷器之严格模拟古代青铜器,而稍有变化;古代青铜器上之纹饰,于彩瓷上则鲜见之,代之以云鹤纹、团龙纹、凤纹、花鸟纹、缠枝莲纹等。

华夏古代造物设计,在其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实际上是在不断地适应礼乐文化的内在要求。

这给修者的启示就是,设计不但要满足物质生活的需要,而且要满足精神生活上的需要。既要凸显主流的审美价值,也要关注非主流的审美价值,真正做到“器能弘道”耳。

古时器物设计,普遍秉持着利生乐生的生命之道这一理念。

古代工匠以务实之精神,依循实际生活之所需,设计器物之基本形式与结构,并凭借自身经验制作器物,力求最大程度地契合人们具体之使用要求,为生活带来便利。

从原始先民制作器物之初始意图观之,实用乃首要,即以功能效用为根本出发点。

然随社会之发展与技术之提升,人们不再满足于仅具实用性之器物设计,而是渐次依循美的规律去创造,进而相应地将美的形式与实用功能相结合,于可能之条件下对所设计之器物予以装饰与美化,以给人们之生活带来愉悦,为使用者所喜爱,此乃设计创造者所追求之最高目标。

华夏哲学之内在本质,乃生命之哲学。儒家学说多以生命创生、万物化生为根本。

于道家而言,生命于宇宙间流转贯注,乃一切创造之源泉,而大道充盈其中。

在先秦思想中“生之哲学”乃自自然形态、生命之形态升华至精神之有形有态。

古代贤哲认为生命为宇宙大化流行之根本。而此观念影响了华夏古代造物设计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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