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从侧面反映出葛洪为传达男女老少皆可成仙之思想,吸引民众信道修仙,对女性形象进行了改造。
不仅从数量上增加女性占比,更从“质量”上提升女仙,以形成更大的吸引力。
魏晋时期道教为保全自身寻得发展,演变出了上层社会甚至全社会所支持的“神仙道教”,迎合民众渴望长生、修道成仙的愿望。
《神仙传》的作者葛洪,乃魏晋时期崇奉神仙道教之代表人物,不遗余力地宣扬道教教义。
其所着《抱朴子·内篇》,系统地阐述了长生成仙之神仙道教思想,奠定了神仙道教之理论基础,实乃神仙道教之理论体系。
其所着之《神仙传》,亦是为宣扬道教教义而作之补充,可谓道教之“教辅材料”。
且葛洪作为东晋道教理论家,尚认为“道家之所至秘而重者,莫过乎长生之方也。”
其自身坚信神仙实有,认为只要得有效仙术,便可永得长生。
为宣扬此“仙可学致”之仙道思想,使民众坚信神仙实有,葛洪作《神仙传》以宣扬教义,传达只要习得正确修炼之法,不论男女老少皆可成仙之思想,以吸引更多民众信道修仙,弘扬道教。
为宣扬道教,吸引更多女性成为道教信徒,葛洪于《神仙传》中增添女仙事迹、改变女仙形象,实乃顺理成章。
《神仙传》中所刻画的女仙形象,乃是当时神仙道教修仙思想的具象化体现,是魏晋时期神仙观念世俗化、人间化的映射,具备显着的弘道特质。
在此种宣传的影响下,深陷苦难现实生活泥沼的女性,或许能够觅得一种精神寄托,收获心灵的慰藉。即便飞升成仙或许仅是一种美好的期许,但这也为彼时女性本就不宽裕的人生之路,开辟了一条新的路径。
自秦汉时期长生修仙、神仙思想等应运而生并广泛传播以来,社会上有关神鬼之事的创作与日俱增,神话志怪小说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尤以魏晋南北朝时期为甚。
而东晋史学家干宝所着的《搜神记》,作为魏晋时期神话志怪小说的扛鼎之作,其记载的资料详实,涵盖约四百六十则故事,人物类型繁杂、身份各异,包含人、鬼、妖、仙、神等,价值不可估量。
《搜神记》中有关女仙的代表性作品有:《园客》《董永》《杜兰香》《弦超》《河伯婿》《羽衣女》《建康小吏》等。
审视这些作品,不难察觉它们几乎皆是以男女情爱为核心主题的。若依此主题划分,所牵涉的女仙类型可归为受感召或奉旨下凡协助凡间男子、自愿与凡男联姻、被迫嫁人等几类。
在《搜神记》有关女仙情爱的篇章里,《园客》《董永》等篇目所涉女仙,皆是受感召或奉旨下凡,以助凡间男子。
《园客》篇幅短小,对女仙的描述甚是简略,仅有“神女”“女与客俱仙去”等寥寥数语,至于女仙的样貌等,则更是只字未提。
相反,记载中对“园客”的样貌却有详尽说明,言其“貌美”,众多女子皆欲嫁之,然他皆未应允。
他一心专注于种植香草,引得五色神蛾前来,后又有神女相助养蚕,最终成仙而去。
在此篇目中,神女所占篇幅甚少,并非主角,其似乎是因园客之品行与作为而来,对男主角园客并未有明显情感流露,亦不留恋凡间。
与《园客》相似的还有《董永》篇,董永因品德高尚且“至孝”,织女奉天帝旨意下凡助他偿债,任务完成后便表明身份与来意,随即离去。
在此篇目中,织女的描述同样不多,仅记载其降临之目的与离去之事。与《园客》相同,两篇皆着重刻画男主角,凸显凡男之美貌、品行、作为等,以此引得神女前来相助男性达成某种目的。
在这其中,女仙皆持一种客观沉稳之态度,并未沉溺于爱情,而是高高在上,身份尊崇。
魏晋之际,天下纷扰,战乱频仍,诸族交往融合日盛,所成之思想文化颇具包容性,世人之思想亦处于开放自由之态。
值此礼法废弛之际,女子或有可能突破封建礼教之束缚,大胆追爱,自由择偶,追求幸福。
且魏晋之时所行之屯田、占田等土地制度,亦促使女子得以占有并经营土地,更多地参与社会生活,确保其经济地位与经济基础。
伴随社会参与度与经济地位之双重提升,女子于婚姻中或不自觉地拥有选择权与主动权。
此类社会现象映照于诸如《搜神记》等文学作品中,其所塑造之女子遂具有该时代之“新风貌”,包含大胆自由、思想开放、勇于抗争等特质。
于《搜神记》所记载之女仙故事中,女仙皆处高高在上之态,男子则对其依附尊崇。
然或女仙与凡男之结合于某种意义上亦体现出社会上平凡男子因九品中正制之森严阶级制度而无法建功立业,遂期待能与名门望族联姻以提高身份之愿望。
南北朝之际,儒、佛、道三教融合,女性传统观念回归。
儒、佛、道三家,于中国古代历史上举足轻重,其产生后,皆对社会思想影响至深。
自西汉汉武帝推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遂立其官方正统思想之位,于维护政治统治、建立社会秩序等,作用显着。
后于“君权神授”“天人合一”等思想中,儒家渐趋宗教化。至东汉末年,儒学流为迷信、荒诞之谶纬之学。
人间惊鸿面,汉江河畔边。
汉白玉雕琢,佳人低目垂眉。
又是谁手握明珠,顾盼生姿,裙裾飘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