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琰思考了片刻,便是快速的说道:『大将军所言甚是。胡佛言轮回往生,不过以虚妄之乐诱引愚众,岂真能解民生之困?』
崔琰轻轻抖了一下衣袖,声调也似乎因此而有点激昂起来,『儒门纵有流弊,然《周礼》言制度,《尚书》载治道,《春秋》明大义,皆实实在在治国安邦之术。岂因章句之徒迂腐,便全盘否定圣人之道?』
停顿了一下,崔琰偷偷瞄了斐潜一眼,压低了些声音,『若论蛊惑人心,何止胡佛?昔日五斗米道割据汉中,以符水治病聚众……更有那太平道以妖言惑众,致天下大乱……此等邪说,较之胡佛尤为不堪是也……』
崔琰是在说道,但是同样也不是在说道。
『儒门积弊非一日之寒,自党锢之祸以来,清流之士多遭禁锢。且看今日朝堂,宦官外戚交替专权,正人君子皆避祸于林下……』崔琰微微倾身,似乎在感慨,又像是在表示什么,『冀州名士儒者,如今空怀经世之才,却不得明主以事啊……』
崔琰叹息一声,语气又是很快的转成了慷慨,『若得明主振衰起敝,重开白虎观讲经之盛况,使通经致用之士各得其位,以《禹贡》治河渠,以《周礼》整吏治,以《春秋》决狱讼,何须假借胡佛之术安顿民心?若得良材辅弼,修明政教,则百姓自然归心,何患胡教之蔓延?』
斐潜看着崔琰,似乎从他身上,看到了许多人的影子。
有人说,世家士族的形成,是秦汉帝国体制在历史实践中,其内在矛盾与外部社会基础相互作用后,所产生的一个『意料之外,却又情理之中』的历史结果。然后就必然言其是在西汉『皇权』指向『官僚』之后埋下的种子。
秦朝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的官僚帝国,但其粗暴的统治方式使其迅速崩溃。西汉继承了秦朝的大一统,但是也带来了一个问题……
一个皇帝,如何有效地统治一个疆域辽阔、人口众多的帝国?
汉代给出的答案,是依靠一个庞大的官僚系统。
然后怎样选拔官僚?
察举制度。
然而,察举的标准是『道德』和『学问』。
这两样东西在农业社会,几乎必然被垄断在有产阶层,也就是地主阶级手中。只有无需从事生产劳动的家庭,才有余力让子弟读书、修习儒家经典、积攒名声。于是,官僚的选拔源头,就开始向地主阶层倾斜。
所以并不是官僚天生倾向于地主,而是在汉代,只有地主才能当官。
而在地主当官之后,为了保持自己本阶级的利益,又会倾向于将儒家经典设为做官的重要途径。经学成为『官学』,研究经学就是研究做官的学问。『经学世家』开始出现,他们通过学术垄断,进而实现了对官僚选拔环节的隐性控制。
谁家掌握了最权威的经学解释,谁家的子弟就更容易被察举。
那个阶层,那个类别的子弟在官场上占据了优势,自然就会将所有的经义,所有的律令都解释成为有利于自己阶层,自己类别的意思……
至于真相……
不是还可以抛开真相不谈么?
就像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对不对呢?
对的,但是『经济基础』又是什么?
就避而不谈了。
权力的资本化和资本的权力化,本身就是合二为一的,不可能单独谈论某个方面,但是就有人可以直说其一,不言其二。
就像是崔琰。
秦汉中央集权的官僚制,本意是要打破贵族世袭,实现皇帝对天下的直接统治,也就是编户齐民。而为了维持这个官僚系统而设计的选拔制度,是在和当时的社会经济基础结合之后,结果催生了新的、更稳固的世袭阶层。
世家士族。
皇帝本想打造一个听话的工具,但这个工具却有了自己的生命和根基,最终反客为主,成为了皇帝的主人。
如此等等,其实也都没有错。
但是同样的,这种理论,也忽略在过程之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也就是斐潜和崔琰所说的某一点……
正所谓道不同不相为谋,可是现在,斐潜明知道不同,还是要谋上一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