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叔公沉默了。他想起三十年前,族里有个年轻人偷了集体的牛,被绑在祠堂柱子上打了三天,最后落下终身残疾。当时只觉得理所当然,现在听赵建国一说,后背竟有些发凉。
“赵同志,”他磕了磕烟杆,“那以后族里的事……”
“祠堂可以继续发挥作用啊。”赵建国笑了,“比如调解邻里纠纷,弘扬孝老爱亲的传统,这些和法律不冲突。咱们要的是‘老规矩’和‘新律法’相辅相成,不是让它们对着干。”
四、田埂上的调解书
律法普及会结束后,赵建国留下了两个联系电话,一个是乡司法所的,一个是县法律援助中心的。村支书让人把号码抄在黑板上,就挂在村部门口最显眼的地方。
没过几天,王满仓就成了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他领着侄子王强找到村支书,说要去镇上找司法所,把买拖拉机的钱要回来。
“叔,真能行?”王强搓着手,眼里带着怯意,“那卖家据说在邻县有关系。”
“试试呗,”王满仓拍着他的肩膀,手里攥着那本快被翻烂的小册子,“赵同志说了,有合同就不怕。再说了,咱们村现在有懂法的人了——李寡妇家那事儿,不就是个例子?”
他们说的“懂法人”,是村里的小学老师陈梅。陈梅高中毕业,在普及会上听得最认真,还把赵建国讲的重点都记了下来。她主动提出陪王满仓叔侄俩去镇上。
到了司法所,接待他们的正是赵建国。看到王满仓手里的合同,赵建国眼睛一亮:“这合同写得规范,有双方签字,还有手印,没问题。”他当即给邻县的工商所打了电话,核实卖家的信息。
三天后,好消息传来:卖家在邻县被找到了,因为还欠着别人的钱,拖拉机被查封了。经过调解,卖家同意把钱退给王强,只是要扣除一部分违约金。
“扣就扣,”王强拿着退回来的钱,手都在抖,“能要回大半就谢天谢地了。以前总觉得这些部门是给有钱人办事的,没想到真能帮咱庄稼人。”
这事在村里传开后,找陈梅咨询的人越来越多。刘翠趁着丈夫去外地打工,悄悄来找她,问离婚需要啥手续。陈梅把赵建国留下的《婚姻法》小册子给她,指着“家庭暴力是离婚的法定理由”那一条说:“翠姐,你要是想清楚了,我陪你去乡里。”
刘翠看着册子上的字,眼泪掉了下来:“我就想让孩子跟着我,不受他爹打骂。”
“法律会保护你和孩子的。”陈梅握住她的手,“孩子抚养权要看谁更适合抚养,他爸有暴力行为,法院会考虑的。”
没过多久,村里又出了件事:张老五和李寡妇因为宅基地边界又吵了起来,这次张老五没敢动土,而是找到村委会,说要按赵同志讲的“相邻关系”来解决。村支书请了陈梅当中间人,拿着两家的土地使用证,在田埂上量了又量,最后划了条线,双方都在调解书上签了字。
李寡妇看着那条线,抹了把眼泪:“这要是搁以前,少说也得打三场架,骂半个月街。”
五、晒谷场的新风景
秋收的时候,村部的黑板换了新内容,上面写着“秋收期间注意事项”,除了防火防盗,还加了条“雇佣收割机需签订安全协议,明确责任”。陈梅用红粉笔把这条圈了出来,旁边画了个小小的笑脸。
王满仓路过时,停下来看了看。他今年雇了台收割机,想起陈梅的提醒,特意让卖家写了张收据,注明“如因机器故障造成损失,由卖家承担”。虽然到现在也没出问题,但揣着那张纸,心里踏实多了。
晒谷场上,几个妇女一边翻晒玉米,一边聊着天。张婶正给大伙儿讲她女儿的事:“……我就拿着赵同志给的小册子去亲家说,彩礼是赠与,不是卖女儿,陪嫁的东西也该归我闺女。亲家一开始还嘴硬,后来听说能去法院告,就软了。”
“还是懂法好啊,”刘翠接话道,她现在和丈夫离了婚,带着孩子在村里开了个小卖部,“前阵子有个混混来赊账不给钱,我就说要报警,他立马就把钱给了。”
远处,三叔公拄着拐杖走过来,身后跟着两个年轻人,手里捧着个红布包。走到晒谷场中央,三叔公清了清嗓子:“老少爷们,都过来看看!”
大伙儿围过去,只见红布包里是块崭新的牌子,上面写着“柳溪村法律服务点”。三叔公指着牌子说:“祠堂腾了两间房,以后陈老师就在这儿给大伙儿答疑。赵同志说了,这叫‘法律顾问进村’,以后咱们办事,既讲情理,也讲法理。”
陈梅站在牌子旁边,脸上有些不好意思,手里却紧紧攥着一把钥匙——那是法律服务点的钥匙。她身后的墙上,挂着新贴的《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和《土地管理法》,阳光照在字上,亮得有些晃眼。
王满仓蹲在谷堆旁,看着这热闹的景象,摸出旱烟锅想点上,又放下了。他想起赵建国临走时说的话:“法律不是高高在上的条文,是帮大伙儿过日子的工具。用得越熟,日子过得越踏实。”
远处的广播喇叭又响了,这次是陈梅的声音,在教大伙儿怎么写借条。风把声音吹得很远,掠过金黄的稻田,掠过崭新的法律服务点牌子,也掠过每个认真倾听的庄稼人心里。
这个秋天,柳溪村的田埂上,除了沉甸甸的稻穗,还多了些新的东西——是写在纸上的条文,是记在心里的规矩,是大伙儿脸上越来越踏实的笑容。律法的种子,就这么悄无声息地落了地,等着来年,长出更茂盛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