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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3章 江左枭雄桓温（第2页）

可现实很快便给了桓温一记重击——他遇到了北伐最致命的问题：缺粮。

前秦皇帝苻健，虽是胡人，却深谙“持久战”的道理。他知道桓温的大军从江南而来，补给线漫长，因此采取了“坚壁清野”的战术：他下令将长安城外的庄稼全部烧毁，将周边的百姓尽数迁入城中，让晋军在野外找不到一粒粮食、一个能提供补给的村落。桓温的大军在灞上驻留了几十天，粮食越吃越少，士兵们开始出现饥饿的情况。

为了解决粮荒，桓温曾派人去周边寻找粮食，可找到的只有被烧毁的农田和空无一人的村落。他也曾尝试与前秦决战，可苻健始终紧闭城门，不与晋军交战，只派苻雄率领少量骑兵，不断袭扰晋军的粮道。

公元354年五月，苻雄瞅准时机，率领五千骑兵，偷袭了晋军的粮道。桓温派大将桓冲（桓温的弟弟）率军救援，结果在白鹿原被苻雄击败，晋军损失了一万多士兵，粮道也被彻底切断。

粮道断绝，士兵死伤，桓温知道，此次北伐已无成功的可能。他站在灞上，望着近在咫尺的长安城，心中充满了不甘——只要再有一个月的粮食，他就能攻克长安，就能完成“收复故都”的壮举，可他偏偏没了粮食。

无奈之下，桓温只得下令撤退。撤退时，他想将关中的百姓迁到江南，以增强东晋的实力，也为日后的北伐储备人力。可百姓们却犹豫了——他们怕路上遭遇战乱，更怕桓温走后，前秦会对他们进行报复。最终，只有三千多户百姓愿意跟着桓温南下。

第一次北伐，就这样以“功败垂成”告终。桓温虽打到了长安城外，获得了百姓的支持，却因缺粮而撤退，未能收复长安。但从政治层面来看，桓温的目的已经达到：他通过此次北伐，向朝廷证明了自己的军事才能，也让更多的人认可了他的声望。而朝廷中反对他的人，比如时任扬州刺史的殷浩（东晋名士，曾与桓温争夺兵权），后来因北伐前燕失败，被桓温弹劾罢免，桓温的权力进一步扩大——他不仅掌控了荆州、益州，还趁机接管了扬州的部分兵权，成了东晋名副其实的“军事第一人”。

第一次北伐后，桓温的声望达到了新的高度。他在荆州推行“屯田制”，组织士兵开垦荒地，积累粮食，为下一次北伐做准备；同时，他也在朝廷中不断扩张势力，将自己的亲信安插到各个重要岗位，逐渐掌控了东晋的朝政。

公元356年，桓温发起了第二次北伐，此次的目标是盘踞在洛阳一带的羌族首领姚襄。姚襄本是后赵的将领，后赵灭亡后，他投降了东晋，却因不满东晋朝廷的猜忌，于公元355年叛变，率军攻占了洛阳，欲以洛阳为基地，在中原自立门户。

洛阳对东晋来说，有着特殊的意义——它是东汉、曹魏、西晋三朝的都城，是“中原正统”的象征。收复洛阳，比收复长安更能提振人心。因此，桓温将第二次北伐的目标锁定为洛阳，既是为了消灭姚襄的势力，也是为了通过“收复故都”，进一步巩固自己的声望。

这一次，桓温吸取了第一次北伐缺粮的教训。他提前在淮河、泗水一带囤积了大量粮食，并亲自率领两万大军，从江陵出发，沿淮河北上，采取“稳扎稳打”的战术，避免深入敌境导致补给断绝。同时，他还派大将檀玄、胡彬率领偏师，袭扰姚襄的侧翼，牵制其兵力。

姚襄知道桓温的厉害，不敢与晋军正面交锋。他率军退守洛阳城南的伊水（今河南洛阳南），并派使者去见桓温，假意表示愿意投降，实则想拖延时间，等待桓温的粮食耗尽。姚襄的使者对桓温说：“姚将军本是晋臣，因被奸臣陷害，才不得已占据洛阳。如今将军亲来，姚将军愿率军归附，只求将军能奏请朝廷，赦免其罪过。”

桓温一眼看穿了姚襄的计谋。他对使者说：“姚襄若真有归降之心，便亲自来我军营中请罪；若想耍花样，我今日便率军踏平他的军营，让他死无葬身之地！”说完，桓温便下令进军，在伊水岸边与姚襄展开决战。

姚襄的军队虽有三万多人，且多为羌族骑兵，勇猛善战，但晋军在桓温的指挥下，阵型严整，士气高昂。桓温亲自擂鼓助威，晋军士兵奋勇冲锋，很快便突破了姚襄的前锋防线。姚襄试图率军反扑，却被晋军大将桓冲击败，羌族骑兵死伤惨重。姚襄见大势已去，只得带着残兵逃往北方，后来被前秦皇帝苻生斩杀。

公元356年八月，桓温率领晋军，顺利进入洛阳城。当他走进洛阳皇宫时，看到的是一片残破的景象：宫殿的柱子倒在地上，台阶上长满了野草，当年西晋皇帝举行朝会的太极殿，只剩下断壁残垣；宫门外的石狮子，也被战火熏得发黑，失去了往日的威严。桓温心中一阵感慨，他让人清理皇宫的废墟，又派人修复西晋皇帝的皇陵——司马懿的高原陵、司马炎的峻阳陵等，都在他的命令下得到了修缮。

修复皇陵后，桓温亲自前往祭拜。在司马炎的峻阳陵前，他对着陵墓行了三拜九叩之礼，感慨道：“先帝（指司马炎）当年统一全国，何等威风；如今故都沦陷，皇陵残破，臣之罪也！”周围的士兵和官员，见桓温如此“忠义”，纷纷感动不已。

祭拜完毕后，桓温向朝廷上书，请求将东晋的都城从建康迁回洛阳。他在奏疏中写道：“洛阳乃中原腹地，汉魏旧都，迁都于此，既能安抚中原百姓，又能震慑北方胡寇；且洛阳地处天下之中，便于日后北伐，收复河北、河东之地。臣恳请陛下（指晋穆帝司马聃）早作决断，迁都洛阳，以慰天下苍生之望。”

可桓温的奏疏，却遭到了朝廷的坚决反对。反对的主力，是江南的门阀大族——王、谢、袁、萧等家族，他们的家眷、财产都在江南，若迁都洛阳，他们的利益将受到严重损害。比如时任宰相的王彪之（琅琊王氏后人），便以“洛阳刚收复，城池残破，且靠近北方胡寇，不安全”为由，反对迁都；谢安（当时尚未成为宰相，但已是谢氏家族的核心人物）也表示“江南百姓安居已久，不愿迁都，强行迁都恐引发民变”。

实际上，朝廷反对迁都的真正原因，是忌惮桓温的权力。他们担心，一旦迁都洛阳，桓温将以“镇守故都”为名，进一步掌控兵权，甚至将朝廷完全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因此，朝廷找了各种借口，拖延迁都之事，最终将桓温的奏疏驳回。

桓温知道，这是朝廷在“制衡”他。但他并未发作——此时的他，已不再是当年那个“灵堂复仇”的少年，而是深谙“隐忍”之道的权臣。他没有强迫朝廷迁都，只是留下两千士兵驻守洛阳，任命戴施为河南太守，负责洛阳的防务，自己则率领大军返回荆州。

虽然没能迁都，但第二次北伐收复洛阳，仍让桓温的声望达到了顶峰。全天下的人都知道，东晋能收复故都，全靠桓温；而桓温也通过此次北伐，进一步巩固了自己的权力——他被朝廷加封为“侍中、大司马、都督中外诸军事”，获得了“入朝不趋、赞拜不名、剑履上殿”的特权，这是古代大臣能获得的最高礼遇，距离“篡权称帝”，只有一步之遥。

第二次北伐后，桓温成了东晋的“无冕之王”——他掌控着东晋的大部分兵权，朝廷中的大事，都需先征得他的同意；皇帝晋穆帝司马聃，对他言听计从；江南的门阀大族，虽对他有所忌惮，却也不敢公开反对。但桓温并不满足——他想通过第三次北伐，彻底消灭北方的胡人政权，建立“不世之功”，为自己“篡权称帝”铺平道路。

公元369年，桓温发起了第三次北伐，此次的目标是占据河北、河南一带的前燕政权。前燕是鲜卑慕容氏建立的政权，当时的皇帝是慕容暐，政权掌握在太宰慕容恪、吴王慕容垂兄弟手中。前燕的实力，比前秦、姚襄更强——它占据了中原最富庶的地区，拥有十万大军，且慕容垂是当时北方最杰出的将领之一，擅长骑兵战术。

桓温之所以选择前燕作为目标，一是因为前燕刚经历“慕容恪去世”（公元367年）的权力真空，慕容垂与慕容暐的矛盾逐渐激化，政权内部出现裂痕；二是因为前燕占据了河南的部分地区，威胁到了东晋的北方边境，“伐燕”既能消除威胁，也能获得中原的富庶之地，为日后称帝积累资本。

为了确保第三次北伐成功，桓温做了前所未有的准备：他调集了五万大军，这是东晋建国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军事行动；他还联合了前秦，约定“两国夹击前燕，灭燕后，河南之地归东晋，河北之地归前秦”；同时，他开辟了“黄河水运”，通过黄河运送粮食，以解决补给问题。

公元369年四月，第三次北伐正式开始。桓温率领大军，从兖州出发，沿黄河东进，一路势如破竹：在湖陆（今山东鱼台），击败了前燕的将领慕容忠，斩杀燕军三千余人；在金乡（今山东金乡），又击败了前燕的大将慕容厉，攻克了金乡城；接着，晋军渡过黄河，在黄墟（今河南兰考）大败前燕的主力部队，斩杀前燕将领慕容臧，燕军死伤万余人。

前燕皇帝慕容暐吓得魂不附体，赶紧派使者去前秦求救，答应“若前秦出兵相救，愿将虎牢关以西的土地割给前秦”。前秦皇帝苻坚，本想坐山观虎斗，见前燕愿意割地，便派大将苟池、邓羌率领两万大军，前往救援前燕。

与此同时，前燕的吴王慕容垂，主动向慕容暐请战，要求率军抵御桓温。慕容暐虽与慕容垂有矛盾，但此时已无其他将领可用，只得任命慕容垂为南讨大都督，率领五万大军，前往枋头（今河南浚县）迎战桓温。

枋头是黄河中游的重要渡口，也是通往前燕都城邺城（今河北临漳）的必经之路。桓温的大军抵达枋头后，便在此驻扎，准备进攻邺城。而慕容垂则率领燕军，在枋头附近的林渚（今河南浚县东南）驻扎，与晋军对峙。

慕容垂深知桓温的弱点——依赖黄河水运补给。因此，他没有与晋军正面决战，而是采取了“袭扰粮道”的战术：他派大将慕容德率领一万骑兵，绕到晋军的后方，袭扰黄河水运的粮船；同时，他派另一员大将慕容宙，率领两千骑兵，不断袭扰晋军的营地，让晋军士兵无法休息。

桓温的粮道，很快便出现了问题。慕容德的骑兵，多次拦截晋军的粮船，烧毁了大量粮食；黄河的水位也因季节变化而下降，粮船无法顺利通行。桓温的大军在枋头驻留了一个多月，粮食越吃越少，士兵们开始出现饥饿和疲惫的情况。

为了解决粮荒，桓温曾派大将袁真率军进攻谯郡（今安徽亳州）、梁国（今河南商丘），试图开辟新的粮道，却被前燕的将领慕容尘击败。袁真的失败，让桓温彻底失去了获得补给的希望。

公元369年九月，桓温见粮尽兵疲，且前秦的援军即将抵达，只得下令撤退。慕容垂早已料到桓温会撤退，他没有立即追击，而是率领燕军，悄悄跟在晋军后面，等待最佳的进攻时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