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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 界（第1页）

如今跨界成了时髦的词，其实说穿了就是不务正业。我这个人历来不务正业，所以一直是跨来跨去的。

90年代初，最吸引我的一部电视剧叫做《鹰冠庄园》。不仅有美丽的时装，美丽的明星，更有充满悬念的情节，智慧与幽默，阴谋与爱情，每天我都在盼着片头音乐响起——然后不顾一切地冲出厨房坐在电视机前。后来知道这不过是美国的一部开放式结尾的肥皂剧，已拍了一百多集，还在继续拍。奇怪的是正面人物蔡斯一家远不如那些坏蛋们有光彩。我疑心编导们写着写着也改变了初衷，最后被恶的魅力所征服。那时我忽然心生一念：搞一部中国的《鹰冠庄园》！为了这个梦想我开始涉足电视剧。就在这不久之后的一个晚上，我散步走到附近的首都妇产医院，看到一个摄制组在妇产医院门口拍摄一个镜头：一个年轻女人一脸绝望地缓缓走来，那是个陌生的演员，高而秀丽，就那么一个镜头，竟然重来多次。我忍不住问剧组的一位男士，答曰：此剧名《渴望》。

《渴望》带来的冲击是巨大的，加上接踵而来的《编辑部的故事》，北京电视艺术中心就此奠定了在老百姓心中的位置。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也决心打翻身仗，网罗了一批作家献计献策，本人也包括在内。我混入革命队伍的前提是前面提过的长篇《海火》。此书写于1987年，出版于1989年，出版周期已是长得吓人，而出书后又恰逢特殊时期，运气真是糟透了！幸好我的责任编辑韩亚君先生是个颇有品位又认真负责的人，书的质量还是不错的。就是这本书在1991年吸引了剧中心的一个编辑，她一定要我写成八集电视连续剧，最后当然没有通过——此书在文学界也当属于前卫之作，改成影视，特别想要在央视通过，那简直是痴人说梦。但是我的作品却由此引起了剧中心陈汉元（陈汉元先生是《河殇》的总策划）、张天民主任的注意，于是在1993年的1月，我正式调到了中央电视台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刚到剧中心时我热情颇高，写了一个单本剧《风铃小语》，获了第十四届飞天奖和中央电视台CCTV杯一等奖。但是好景不长，我的情绪很快陷入低谷：中心让我请了苏童、余华、格非来策划一部戏，奇怪的是，这三位先锋好手策划了一部不是他们所长的拐卖儿童的题材，更要命的是，他们策划完了就走了，并没有兑现“分片包干”的诺言。这下子我可惨了，我们的部主任让我一个人来写，这样的题材简直就要了我的命。这是我一生中头一次写这样违心的命题作文，写完了，我觉得好像虚脱了似的，死了大量细胞。更要命的是，写完了，又突然说，中央台怎么能搞这样的题材？这是揭露社会黑暗面嘛。那时我的心理承受力还很脆弱，未等领导最后定夺，便将剧本转给了王朔。当时他的时事公司刚刚开办不久。王朔真够哥们，知道是我写的之后，看也没看完就买了。后来又转手给郑晓龙，最后这部电视剧以《千里难寻》的题目面世。

此事之后，我一直拒写电视剧。人说，性格决定命运，可我的性格真的不是一种成功的性格。照我看，成功的性格不外两种：一种是执着，一种是变通。可我是既不执着又不善变通。如果执着，我会想办法说服领导，用“海枯石烂”之法；如果善于变通，我会遵循领导意见，修改我的剧本，用“暗度陈仓”之法。但是我当时只有一种反应，就是一种被愚弄的感觉，就好像一个大人给一个孩子舔了一口糖，然后指着一大堆脏袜子说，你把它们洗出来，糖就是你的了，可孩子用了最大的力气洗干净袜子，大人却说，这些破袜子卖给收破烂的得了，根本就没有洗的必要。

我的性格当中有一种很糟糕、很不适应社会的东西，那就是决绝。好在写小说是单纯的。纯文学的写作，需要的非常少，一支笔，一叠纸，然后就是想象的空间。

那时甚至连纸笔也不必了。1993年，我开始换笔，用一个四通MS-2403打字机敲出字，再印出来。我乐此不疲。

《敦煌遗梦》大概是我写的最后一部手写体小说。《敦煌遗梦》讲述了我对于佛国与人间的困惑。

唐代临济宗禅僧青原惟信说：老僧30年前未参禅时，见山是山，见水是水。及至后来，亲见知识，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而今得个休歇处，依前见山只是山，见水只是水。显然，最初的“见山是山，见水是水”是未习禅前的见解，是对客观世界的肯定；第二阶段则是习禅后的见解，是对于第一阶段的否定，也就是达到了物我两忘、浑然一体的境界；但仅仅如此仍是不够，还要有第三阶段，即开悟后的认识，是从瞬时的有限去把握无限，它是否定之否定，实际也是一种肯定。只有在这时，才算找到了真正的自我。这是一个怪圈。《敦煌遗梦》便是按照这个怪圈的方式运行的。

从“如来”这一客观真理，最后走到“我心即佛”的禅宗境界，似有经历了“九九八十一难”的感觉。这中间，经历了身份复杂的吉祥天女（在中原佛教中司财富和美丽，在藏传佛教中却是披着亲子之皮的妖神），神秘莫测的俄那钵底（即欢喜佛，男女双身，究竟是谁，有若干说法），虽善无征的观音大士（观音生平、性别均不可考），他力往生的净土修持（在净土宗中，无论生前干了多少坏事，只要一声阿弥陀佛，便可往生极乐）。最后才悟到，原来平常心是道，佛法在世间。这是一个参悟的过程。

有朋友说，《敦煌遗梦》是宗教小说。不错，作品中的确涉及宗教情绪、宗教知识，甚至宗教精神，然而，就作品的灵魂来讲，却远非如此。

不禁想起唐代的和尚怀玉。他每天念佛五万遍，后西方众圣持银台（中品）来接，怀玉竟提出：我本望金台（上品），为何拿银台来？于是西方众圣只好乖乖拿金台来接。怀玉的抗议译成现代白话文，便是：我本来该是正职，为何给我定为副职？真正岂有此理！我那五万遍佛算是白念了！这非但荒唐，简直有点滑稽了。

倒是允许呵佛骂祖的禅宗更真实一些。但禅宗又何曾没有它的残酷？慧可断臂得心传的故事便充分证实了这一点。一位大师曾经说过：宗教是本世纪人类灵魂最后的停泊地。而这最后的停泊地也是如此的虚幻和不可靠，正如我小说中的主人公们，渴望自由又逃避自由，即使在佛国宝地，依然难逃一场杀戮，而侥幸存活下来的人，也只好返回到过去愁烦之中，靠一种新的自欺度日。

好在上天是公正的，于是人生中不仅有残酷，还有快乐、洒脱和幸福。当我们看到美丽的山水背后潜藏的阴影，不必惊奇，不必气馁，有朝一日我们会忽然感到那阴影也是那山水的一部分，没有它，世界就会缺了点什么。那时，我们见山仍是山，见水仍是水，只是因为那阴影的衬托，这山水便更美丽了。

《敦煌遗梦》后来获了第八届全国图书金钥匙奖。这是个畅销书奖，我却没挣到什么钱，朋友们一开玩笑就说我和钱有仇，倒真是没什么仇，无缘是真的。谁说他不想挣钱肯定是假话，但钱也不是想挣就能挣来的。譬如《敦煌遗梦》，黄蜀芹、陈逸飞等几个导演都有兴趣，可最终还是没有谈拢。最近我在现代文学馆讲课，号召热爱影视创作的人学会妥协，可我自己终于还是没有学会，将来有一天学会之日，便是我发财之时，我期待着这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