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对医绩的考核管理和促进业务水平的提高,都是有利的。至于地方医政,除梁有“郡县属吏亦有医职”之记载外,其他不知其详。
官颁医书南北朝时的官颁医书,有刘宋时《宋建平王典术》120卷,北魏时李修《药方》110卷,王显《药方》35卷,均为临床方书,反映出当时临证医学的进步。
官颁医书多由当时帝王御医主持,组织众多医家集体编撰,卷帙甚巨,且备颁行之便,对医术的总结提高和推广具有积极意义。
李修《药方》成书于北魏太和年间(公元477~499年)“高祖文明太后时有不豫,修侍针药,治多有效,赏赐累加,车服第宅,号为鲜丽,集诸学士及工书者百余人,在东宫撰诸《药方》百余卷,皆行于世。”
(魏收:《魏书·李修传》,卷九十一,十页,上海集成图书公司1908年据乾隆四年本重印)王显《药方》编撰于六世纪初。
《魏书·王显传》记载:“世宗(即武帝)诏显,撰《药方》三十五卷,班布天下,以疗诸疾”;
(隋书·经籍志》着录本书时谓:“后齐李思祖撰本一百十卷”称李修(字思祖)为后齐人,有误),魏武帝永平三年(公元510年)诏书中称:“又经方浩博,流传处广,应病投药、卒难穷究。更令有司,集诸医工,寻篇推简,务在精要,取三十余卷,以班九服,郡县备写,布下乡邑,使和救患之术耳。”
(魏收:《魏书·王显传》卷九十一,十一页,上海集成图书公司1908年据乾隆四年本重印),
这两项记载,时问和撰修卷数等均甚一致,应为一回事,王显《药方》为当时流传经方之精要,通过行政渠道备布郡县、乡邑,对促进临床医学的发展和人民疾患的防治甚有裨益。
南朝刘宋时所撰《宋建平王典术》,梁时尚存,计120卷。(魏收:《魏书·世宗纪》卷八,上海集成图书公司1908年据乾隆四年本重印),但修撰情况失载,刘宋建平王宏(字体度·公元434~458年)病逝时仅“年二十五”,
(长孙无忌等:《隋书·经籍志三》,卷三十四,十四页,上海集成图书公司1908年据乾隆四年本重印),推测该书可能为“笃好文籍”(沈约《宋书·王宏传》卷七十二,二页至三页,上海集成图书公司1908年据乾隆四年本重印)的王宏主持下集体撰修,才可能完成这部120卷的大型方书的篇撰。
【蒋琬】
蒋琬(不详-246年),字公琰,零陵湘乡(今湖南湘乡)人。中国三国时期蜀汉大臣。
蒋琬初以州书佐随刘备入蜀,被任命为广都长,为政以安民为本,刘备以为蒋琬不勤政事,怒欲处置,因诸葛亮劝解得免。后任什邡令、丞相府东曹掾、长史。诸葛亮密表后主,以蒋琬作为自己的接班人。
建兴十二年(234年),诸葛亮病逝,蒋琬继其执政,拜尚书令,又加行都护、假节,领益州刺史,再迁大将军,录尚书事,封安阳亭侯。
延熙元年(238年),受命开府。次年加大司马,总揽蜀汉军政,曾制定由水路进攻曹魏的计划,但未被采纳。
延熙七年(244年),因病辞政事,将益州刺史之职让与费祎。延熙九年(246年),蒋琬因病而卒。
蒋琬执政期间,蜀国政通人和,经济复兴,修正诸葛亮的北伐战略,改变“无岁不征”的局面,使得“边境无虞,邦家和一”,特别是其“以安民为本”的执政理念,永远垂范后世,是一位不可多得的“社稷之器”。
蒋琬是蜀汉政权后期的中流砥柱,为蜀汉政权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费祎】
费祎(不详~253年),字文伟,江夏郡鄳县(一说今河南省罗山县、一说今湖北孝昌县)人,三国时期蜀汉大臣,蜀汉四相之一。
费祎少时父母便去世,前往依靠族父费伯仁,后以游学生身份入蜀。刘备立刘禅为太子后,费祎和董允同为舍人。刘禅即位后,任费祎为黄门侍郎。费祎深受诸葛亮重用。授费祎为昭信校尉出使吴国。返国后,晋升为侍中、丞相参军。
建兴八年(230年),费祎随诸葛亮北征,转任中护军,后迁升为司马。
魏延和杨仪交恶,因费祎从中协调,故使不致影响军机大事。诸葛亮死后,费祎任后军师,不久便代替蒋琬出任尚书令。蒋琬病重时,推荐费祎升任大将军,并录尚书事。
延熙七年(244年),魏军攻击蜀国,费祎率军赴援,击退魏军,被封成乡侯。延熙十一年(248年),费祎驻扎汉中前线,并同时有效遥控成都军政大事。
延熙十五年(252年),费祎正式开府,成为众臣之首。次年(253年),在宴会中酒醉,被魏国降将郭修刺死。着作有《嘲吴群臣》一首等。
【蜀汉也有人才啊!】
且看下文诸葛丞相且慢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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