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对今年粮食产量的统计,统制委员会已经决定减少一半粮食进口配额……”
面对着背对自己老板,田中川的语气显得非常平静,作为公司的调查员,他的任务就是要弄清楚一些情报——尤其是与统制委员会有关的情报,现在不同于过去,过去中国的进口是随意的、无序的,任何个人、洋行都可以从事进出口业,但是现在不行,外贸统制是最早的统制,可以说,曾经纵横上海的洋行之所以会迎来他们的末日,就是因为外贸统制——所有的进口出口都将由政府授权的企业从事,未获得授权的企业不得从事进出口业。
通过对外贸的垄断,政府垄断了整个市场,他们既控制着出口商品的价格,同样也控制着进口商口的价格,那当然种类以及数量同样也是由他们控制,而委员会的控制是通过年初的计划进行的。除非特殊情况,否则,他们绝不会改变计划。
进口粮食的多少对市场有着很大的影响,这一点作为民生米业的总经理,赵普升非常清楚,至于这民生米业则是由上海以及苏浙的六十二家米行组成的公司——为了对抗东北来的北方米业公司,而组成的米商同盟。
与东北实施粮食统制不同,内地至今都没有实施粮食统制,也正因如此,民生米业才能借助本地收购等方式,与北方米业竞争,从而控制着上海等地大半的市场。
“进口减少了,这是好事!”
与传统的米商不同,赵普升之所以会成为这家联合公司的总经理,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他了解东北的那些商人——出身米商家庭的他毕业于东北大学,曾在东北工作了长达六年,在继续家业后,更是在短短数年内,把赵家的十六个米铺变了一百三十五家遍布苏浙的米铺。
作为米商的他深知进口大米的重要性——从同治年间起,每年需要进口上百万担粮食。现在配额减少,意味着这上百万担粮食的缺口,都要从国内补充。
“进口一减少,对国米的需求自然也就更大了!”
赵普升头也不回的继续说道。
“现在,对于咱们来说,就是要趁着丰收之季,联合各地的粮商,把谷子的价格压下去……”
“总经理,虽说自古就是丰年粮价低,可要是压的太低,到时候,粮食公司介入的话,怎么办?”
“不用担心!”
摇摇头,赵普升的声音依然显得很平静。
“虽说各省皆设有粮食公司,但那些粮食公司往往只是专注于售粮,而不是购粮,实际上,他们也就是赚个差价,不过与咱们不一样,他们是用进口的低价粮去平抑城中的粮价,就像上海一样,这两年涌进上海的人口岂下数十万,若不是粮食公司售平价粮平抑粮价,这上海的米价,至少要突破7块!”
尽管许多米商对粮食公司有着颇多的怨气,但是于赵普升看来,这粮食公司仍然有存在的必要,毕竟,高价粮总不是长久之计,而且粮食公司有时候也是米商的朋友——比如在农民借粮还粮的过程中,因为粮食公司不直接收购农民的粮食,这个时候,粮商则可以借机压低谷价,而农民为了偿还到期的债务,则不是不接受低价。
也正因如此,赵普升从不觉得省营的粮食公司是竞争对手,反倒因为他的主动合作,一直以来颇得粮食公司的欣赏,甚至因此多次得到民政官的嘉奖。当然商人言利,这一点从骨子里都是无法改变的,他之所以同粮食公司合作,同样也是为了利益——凭借着与政府良好的关系,使得民生米业垄断着多地的米市。
“济山,你知道从帝国建始到现在从上海至武汉长江沿线诸城增加多少人口?”
突然,赵普升把话锋一转,看着面前的王裕民的反问道。
“470万,全国城市新增人口超过1500万,这些人,一年要吃多少粮食?”
作为米商,赵普升关注的并非仅仅只有粮食的收成,他同样更关注市场,关注着市场的需求,而相比于传统的商人,接受过系统商业培训的他更注重数据。
“总经理,今年应该会突破1800万人,从帝国建元至今,国内各地均大兴土木,别的地方不说,仅仅南京京畿一带,就有二十余万从事建筑业的工人,再加上马鞍山钢铁公司的工地,南京周边的各业工人至少百万之众,至于从上海到南京沿江一带,这两年纱厂、布厂几乎每天都有新厂开业,于纱厂工作的女工何止百万,民政大臣不说在报纸上说嘛,十年内,国内城市人口就将突破一亿人!”
提及一亿人时,王裕民的呼吸都显得有些急促,一亿人是什么概念,全国四分之一的人口居住在城市,而其中的40%…50%都将集中的从上海至武汉一带的“沿江都市圈”,粮商喜欢人,城市人口越多,粮食的用的便越多,市场自然也就越大。
“先不要说一亿人,就是这新增的1800万人,哼哼……”
面上挤出一些笑容,赵普升把话峰微微一转。
“两年前,朝廷借着“地税风潮”,重新量地,量出来多少隐地?差不多三万万亩隐地!三万万亩,那些隐地大都都成了所谓的“无主之地”,然后被朝廷没收了……”
赵普升提及的是两年前的“旧案”,受限于测量技术以及其它种种原因历朝历代民间“隐地”都实属正常,但基于现代测量技术进行的测量,却使得大量民间“隐地”被量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