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而由关税和盐税担保的外债到 1939 年初暂停支付。军事开支跟 1937 年
以前一样,是主要的政府支出。特别是从 1940 年起,蒋介石一方面准备长期
抗日,一方面准备战后跟共产党算总帐而大规模扩军。战争结束时国民党军
队有 500 万人,消耗掉政府战时支出的 70—80%,装备和管理都不好,由于
过度征募农村劳动力当兵,也许已经促成农业生产的下降,又由于这些军队
集中在中国后方较大的城镇附近,就极大地增加了通货膨胀的压力。跟战前
一样,军队的规模和费用既未相应地促进中国的国防,也未促进国民党政府
的稳定。当内战在 1947 和 1948 年变得激烈时,军事需求在政府领袖的支持
下破坏了对节节上涨的支出的一切控制。
也是遵循战前的模式,战时的国民党政府通过征税筹款,而这些税主要
是递减的间接税。(一个例外是上面讨论过的战时田赋征实;不过,这使穷
苦农民所受的打击比富人沉重得多。)特别是不设法向那些利用通货膨胀大
发横财的企业家和投机家征税。1945—1946 年,在抗战结束和内战开始之
前,当政府回到从前的敌占区时,中间的间歇无论多短,出现了一个实行彻
底而公正的税收改革以弥补货币供应量增长的机会,但没有抓住它。
不过,战时和战后的政府支出不是靠税收而主要是靠银行预支筹款,从
而导致纸币发行的不断增加。卖公债,即使是强制分配,以 1937—1945 年来
①关于战时和战后的财政和通货膨胀,见周舜莘:《中国的通货膨胀》;张嘉璈;《恶性通货膨胀》;和
杨格:《中国的战时财政与通货膨胀,1937—1945 年》。
说,只及累积赤字的 5%,而在 1946—1948 年间还要少。在 1942 年把发行
纸币的专有权交给中央银行以后,甚至连把债券存入银行作为预支担保的手
续也免了。为弥补通货膨胀的影响和维持法币的国际价格而采取的出卖外汇
或黄金以及战后进口货物等办法,只起到耗尽这个国家积累的外国资产的作
用,在打败日本人之后,这些资产本来是可以用于经济发展的。
当然,通货膨胀是在供应不足的情况下,政府的财政赤字引起的过度货
币需求造成的。在战争时期,后方消费品工业的产量有程度有限的增长,但
绝对数量不足以减轻通货膨胀的压力。这些消费品大多是私营的小公司生产
的。对照之下,投资于生产资料工业的,主要是政府或半官方机构。大体上
跟战前一样,没有有效的政策,使珍贵的资金用于最紧要的需求。总之,战
时在内地发展起来的小工业基地,当政府迁回中国沿海时实际上被抛弃了。
对中国工业比较发达的省份的收复可能解决供应问题所抱的希望,被事
实残酷地粉碎了:苏联从满洲搬走主要的工业设备;共产党控制下的华北农
村的许多地区拒绝向上海的纱厂供应原棉;全国资源委员会和接收敌伪公司
的中国纺织建设公司的无能和腐败;在战争结束时,没有一个公平合理的计
划来分配可以利用的外汇资源;国民党政府跟 1937 年以前的时期一样,对控
制投机、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