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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0部分（第3页）

一九六六年八届十一中全会期间，有一天散会的时候，当曹荻秋和我出会场门外的时候，江青赶上来质问曹荻秋说：“北大写给华东师大常溪萍一张大字报，如果不在华东师大很快地贴出来，你们上海市委就要被动。”江青讲这话的时候，我在场亲耳听见的，也看见的。

曹荻秋迫于无奈，回到北京饭店，只得嘱咐秘书：“把那张大字报交机要交通员带回上海，在教卫部和华东师大两个单位贴一贴就行了。”

曹荻秋还打长途电话到上海，把情况告诉了中共上海市委候补书记杨西光。

就这样，本来在那年月，“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这“四大”盛行，谁都可以刷一把浆糊，贴一张大字报，而聂元梓等写的一张大字报，却要牵动那么许多高层人物，却要借“中央文革”的“虎威”，转到了上海。

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充满着火药味儿。刘少奇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中的名次，由原来的第二位降到第八位。林彪取而代之，名列第二，并成为党中央唯一的副主席。

毛泽东在八月五日写的《炮打司令部（我的第一张大字报）》，震动了全会。

毛泽东还公布了他在八月一日给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的一封信。从此，红卫兵运动如潮如涌，在全中国卷起狂澜。

全会通过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成为“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诚如后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所指出，八届十一中全会是“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的标志。

就在会议结束的那天—一八月十二日，曹获秋收到了张春桥的一封亲笔信，所谈的又是关于常溪萍，全文照录如下：

荻秋同志：

北大的斗陆平计划，有一条要把常溪萍揪回来斗争，已经贴出去了。据康生同志告诉我，江青同志有一次在毛主席那里也说要把常溪萍揪回来斗。此事，请你回去后同市委同志好好议一议，不然很被动。

春桥

江青说“你们市委要被动的”，张春桥也说“不然很被动”，如出一辙。显然，他们私下商量过怎样整常溪萍。

曹获秋一回到上海，把来自北京的信息转告上海市委的常委们，常溪萍一下子成了众所关注的中心。上海市委商议了对策。如同杨西光所回忆的：

“北大提出要把常溪萍搞去，上海市委亦只得同意，但我们商量要常溪萍到北京后住到上海驻京办事处去……过不久，中央文革又通知说，不要常溪萍去了。”

常溪萍怎么会成为聂元梓的眼中钉、肉中刺？怎么会成为江青、张春桥必欲置于死地的冤家对头？

不能不把时间拨回到一九六四年十一月至一九六五年六月，常溪萍担任了北京大学社教工作队党委副书记……

常溪萍的报告上被批了个“右”字

一九六五年一月，北京大学社教工作队队长兼党委书记Z，正坐在他的办公室—

—北大专家招待所里，他皱着眉头，翻阅着常溪萍所写的一份工作报告。看罢，他提起笔，在报告的天头上写了一个很大的“右”字！

Z和常溪萍本来素昧平生，只是这次搞北大社教，才一起共事。Z对常溪萍的印象是，“开始还以为他是稳，其实是右！”

Z和常溪萍在对待北大社教运动问题上，产生了明显而又深刻的分歧……

社教运动，就是“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从一九六二年起逐步在全国展开。最初，在农村叫“四清”运动，即“清工分、清帐目、清财物、清仓库”；在城市叫“五反”运动，即“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铺张浪费以及反对分散主义、官僚主义”。

社教运动走过了曲折的路＿一九六四年初，毛泽东主持制定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共二十三条，简称“二十三条”。这个文件对于纠正“左”的错误、缩小打击面，起了一定的作用，但是错误地提出了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社教运动的面越来越宽，从农村扩大到工厂，到学校。北京大学被确定为全国大学中的社教运动试点单位。一九六四年十一月，党中央从各地高教部门调集了二百多名干部，组成了“北京大学社教工作队”。上海当时共有二十四所高等院校，每校各抽一名院级、一名处级干部，作为北大社教工作队员。上海市委指定常溪萍带队。到了北京之后，工作队成立党委，设一名书记、四名副书记，常溪萍是副书记之一，兼北大西语系工作组组长。

Z和常溪萍在工作中产生了分歧。在常溪萍看来，Z太“左”；在Z看来，常溪萍太右！

他们分歧的焦点，又集中在北京大学党委书记陆平身上。Z要把陆平打成坏人，而常溪萍则认为陆平是好人犯了些错误。

在一年多之后，由于北京人学成为文化大革命第一炮轰击的单位，陆平成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集中攻击的目标。常溪萍和Z当年在北大社教运动中的分歧，一下子也就随之成为众所瞩目的大是大非。

陆平经过十年磨难，得以幸存。一九八一年十月，陆平写下一段对常溪萍的带泪的回忆：

一九六四年冬，社教工作队在北京大学发起社教运动，把北大当作“烂掉了”

的单位，打击了一大批校系领导干部，使北大陷于半瘫痪的状态。鸟云笼罩了北大，所有正直人们的心中都感到沉重的压力，敢于坚持真理的同志随时可能遭到无情的打击，被打成所谓的“敌人”。我和溪萍同志就是在这种恐怖的形势下相识的。

大约在一九六五年一月，北大党委办公室通知我，杜教工作队党委副书记常溪萍同志要找我谈话。当时，我和溪萍同志只有一面之识，对他还不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