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达到取其利而避其害的目的。充分掌握毒药的炮制规律,发挥主观能动
性,使毒药为人所利用。一种毒药,由于选用不同的辅料,通过不同的炮制
手段,可以使它发挥多种效用,以适应辨证施治的要求。天南星是一种毒性
强的植物性药物,李时珍根据“药随人使”的原则,指出它可以在多方面发
生作用。生用可治风痰,熟用可治风热之痰;以生姜渣和黄泥煨,可治脾虚
多痰:“得防风则不麻,得牛胆则不燥,得火炮则不毒”。(《天南星·修
治·气味》校点本第二册,第1186 页)这里除强调药物“异制则异用”的原
则外,还明确肯定通过炮制手段,有毒可以变无毒。中国古典哲学中人定胜
天的唯物主义思想,在这里得到深动地体现。
(三)知君知使,奇效无比
在医疗实践中,人们的主观能动作用,充分表现在辨证论治上。辨证之
后,可以采取多种手段进行治疗,针灸、按摩、气功疗法等,都是行之有效
的中医治疗手段。多数情况,采用服汤药的办法。方药的配伍,则独运匠心。
《本草纲目》中的附方,共15000 多个,其中600 多方是李时珍自己的临证
处方。清人蔡烈先将书中全部附方按病分类,编排而成《本草万方针线》,
具有很大实用价值。李时珍所贡献的600 多方中,单味者占80%以上,复方
只占少数。说明李时珍处方治病,力求简易,对单方、验方特别看重。
中医复方,注重药物的配伍,自《内经》以来,总结出君、臣、佐、使
配伍原则。《素问·至真要大论》指出:“主病之谓君,佐君之谓臣,应臣
之谓使”。按“君臣佐使,以相宣摄”(《本经名例》)的原则,拟制的配
方,《内经》保留了12 方,共用药25 味;《伤寒论》为113 方(实为112
方),共用药93 味:《金匮要略》为263 方,共用药202 味。后人将《伤寒
论》113 方归纳为桂枝汤、麻黄汤、葛根汤、柴胡汤、四逆汤、承气汤、理
中汤、白虎汤等12 大类,使人们对配方中君臣佐使关系更加易于掌握。把握
了各类主方的君臣佐使相互配伍的关系,然后因病增减,随机应变,可治疗
同类和相近的疾病。李时珍在《蜀椒·发明》中介绍了自己利用平胃散增加
适当药物治愈一个“百药不效”的病例:“一妇年70 余,病泻五年,百药不
效。予以感应丸50 丸投之,大便二日不行。再以平胃散加椒红、茴香、枣肉
为丸与服,遂瘳。每因怒食举发,服之即止。此除湿消食,温脾补肾之验也”。
(校点本第三册,第1852 页)平胃散是治脾胃病的主方,加上椒红等佐使药
物,更有神效。
李时珍认为有君有使,平凡的药物可生奇特疗效。赵继宗《儒医精要》
云:“麦门冬以地黄为使,服之令人头不白,补髓,通肾气,定喘促。”李
时珍对这一名医论断作了透彻的解说,指出平常的麦门冬,为何能有此奇效
呢?“盖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