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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0部分（第2页）

这篇文章发表后产生了很大的反响，随之在《文星》、《文坛》、《新闻天地》、《自由青年》、《民主评论》等杂志上都有相关讨论文章发表，青年人觉醒了，他们联合成一股力量，要和老年人进行一场棒子战了！

更重要的是，《老年人与棒子》的发表在使李敖看到自己实现理想的道路的同时，也使他更加难以忍受令人窒息的“纯学术”式的经院道路，1961年11月25日，他在给姚从吾老师的一封信中明确表明了自己的这一苦恼：

每当您刚走后，我关上研究室的灯和门，准备让夜色吞噬我的时候，我就忍不住在“高楼”中有点黯然，“大难”随时可以当头，可是由于您的支持，我总算觅得一块“净土”来安置我的肉体。我不是一个用功的人，我的身世与气质都使我怀疑我能否走纯学术的路，我的许多朋友是年轻人，年轻人自然有许多被老年人“奇怪”的苦恼，可是比起他们来，我的苦恼似乎更“错综复杂”。我用这四个字，并没有什么自豪的意思，摸索了这么多年，我毕竟发现我愈来愈渺小，而且糟糕的是，我又自甘于渺小，自知我不能不渺小，我用我那渺小的眼睛望着“高楼”，在我那渺小的头脑里，我是多么不愿浮现出陈子昂那首登幽州台歌呵！

5．向胡适要钱（1）

“没有人相信我穿的衣服没有一件不是老子的余荫，没有人相信我要筹还大学时代的零星旧债，没有人知

道我为买书而存下半年吃早饭的钱……”

踏上战斗征程的李敖仍被贫穷牢牢地压迫着，无奈之下，他给胡适写了一封信。

军号以吹响，战斗已打响，但李敖还是穷得叮当响！虽然他有了工作、虽然他写了不少文章，虽然他睡上了木版床，虽然他还在为学生改作文，但贫困仍象一块巨石牢牢地压着他。

虽然李敖现在给姚从吾老师做台湾长期发展科学委员会助理，但因为该会成立不久，一切还没有完全上轨道，所订一些规章不尽理想。在助理人员发薪上要拖上一阵子，李敖身受其害，忍不住了，但为了不使姚从吾老师为难，他直接“通天”：10月6日李敖直接写信给老师的老师胡适，向他抗议，因为他是这个委员会的负责人。信中这样说：

我们做助理的人与研究讲座教授和领甲乙种补助的先生们不同，他们有教授、讲师的本薪，补助的钱对他们是“安定费”，是本薪以外的“补”与“助”，可是我们“助理级”的就不同了，早几天或晚几天发薪对我们所生的是不能跟他们比的，每月唯一的一千元，它是我们的本薪，它迟迟不发，对“专任”两个字是一种讽刺，并且使我个人不好意思再向姚先生借钱，使我三条裤子进了当铺，最后还不得不向您唠叨诉苦，这是制度的漏洞还是人谋的不臧我不清楚，说句自私的话，我只不过是不希望“三无主义”在我头顶上发生而已。

第二天胡适就回了信，信中说：

李敖先生：

自从收到你七月四日的长信和那一大盒卡片之后，我总想写信请你来南港玩玩，看看我的一些稿件，从吾先生说：“等他考过研究所再找他吧。”后来我见报上你考取了研究所的消息，那时我又忙起来了，至今还没有约你来玩。

过了双十节。你来玩玩，好不好？

现在送上一千元的支票一张，是给你“赎当”救急的。你千万不要推辞，正如同你送我许多不易得来的书我从来不推辞一样。

你的信我已经转给科学会的执行秘书徐公起先生了。他说，他一定设法补救。

祝你好。

胡适　1961年10月7日夜

这张支票可以在台北馆前街土地银行支取。

收到胡适的信和一干元后，李敖非常高兴，也很感动。胡适的古道热肠给了他很大鼓舞，也使他更深地了解了胡适的表达胸怀。胡适此举，决不是因为李敖的父亲是他的学生，而纯粹是基于李敖的治学成绩，他有眼光看出李敖是最有潜力的台大学生。但也有人说风凉话，说胡适此举，意在收买人心。但他老先生这样做，对人有益，对己无害（除了少了一千元外），又何乐而不为？别的老先生，高高在上，会这样帮助一个年轻人吗？一比之下，就知道胡适的高人一等了。

为了救急，李敖只好动用胡适寄来的这一千元，但决定不把这一千元做为赠款，只做为贷款，以后一定想办法把钱还给他。

胡适的这一千元的确帮了李敖的大忙，但却不能根本解决李敖的生计问题，即使后来工资发下来，也是如此。助理薪水是三月一发，钱虽不多，却不准兼差，有时又不不准时发薪，寅支卯粮，也需有粮才成，可是从何支起？何况李敖夏天又考上了研究所，按任用助理的规定，助理是专任，研究生不能做，所以专任助理的一千元薪水也没有了，只能拿研究生的研究费四百元，这点钱根本不够李敖做研究和生活用。后来姚从吾老师想出一个办法，就是让一位中学老师顶替李敖助理职，而由李敖兼任教职，可学校不同意，所以最后也泡汤了；在考研究所之前，李敖自信考取后虽然丢了专任助职务，但因为研究生可兼助教，所以可“失之东隅，收之桑榆“，不料等他考取后，沈刚伯为了抵制李敖，突然废除了研究生兼助教的规定，硬定另聘研究所外的人担任，后来李敖放弃研究所不念了，沈刚伯又恢复了研究生可兼助教制。

穷则思变，李敖心生一计，想变专任助理为兼任助理，兼任助理就可以兼职谋事；同时他还想到杂志社兼职，以改善自己的经济状况。

为此，他频频给自己的顶头上司姚从吾写信，上“陈情表”。

1961年8月27日，李敖在给姚从吾的信中表述了自己想到杂志社兼职的苦衷：

老师：

有一件事我一定得听听您的意见。

马宏样在大陆杂志社的事他想让给我，业务不忙，同时可增加点编辑经验。

生活方面，如果兼任助理500元和＇研究生＇研究费400元，杂志社600多元的薪水，可以帮助我改变一些现状：可以买儿本书（我已经很久很久没有大量买书了），同时还可以还还我几笔数目不小的债务。

但姚从吾显然不赞成李敖的打算，而是劝他“应志其大者，远者”，“不受三年苦，难得人上人”，并希望李敖以后在这些事上不要太随便决定。

1961年12月13日，李敖给姚从吾老师写了一封长信，其中说：

我决心去教书，用真正的汗珠来换取我应得的酬报。也许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