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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部分（第2页）

缉规中学原名华童公学，是第三个成立中国童子军的学校，历史悠久。胡适在上海落魄的时候，就曾在这个学校教过书，后来因为喝醉了酒，打了警察，才自动辞职。这个学校后来为纪念清朝在上海的头儿聂缉规（曾国藩的女婿），就改名缉规中学。李敖第一次走进这所学校的时候，它漂亮的建筑就将李敖深深吸引住了，因为它比起北京四中他的母校来，的确太贵族了。它的建筑既优雅又精致，十里洋场的学校，与文化古都的学校，风格完全不同。贫富也完全不同。

注册以后，2月15日开学；一上课李敖就傻了，因为老师学生多讲上海话，而他不懂上海话，所以感觉非常不方便。尤其英文课，上海从小学起就念英文，英文课本是沿用几十年的“英文津逮”，内容比北京四中的“正中英语”深，李敖简直跟不上，更雪上加霜的是，教英文的女老师讲的是一口又快又阿拉的上海英文，这下子他英文不懂上海话也不懂，上课简直是受罪。幸亏回到家后爸爸替他恶补，过了一阵，总算稳住了阵脚。不过李敖很快就以自己在国文、历史方面的成绩令老师和同学刮目相看，所以还勉强不受上海佬的气，但一个长得人身马面的班长老是吃醋，不服气。一天中午休息时间，李敖正在教室刻图章，马面班长过来，说污辱的话，李敖大怒，说：“你给我停住，再说我就不客气了”。可班长哪把这个外来仔放在眼里，继续照说不误，李敖就随手举起刻印刀来，他边退边说，李敖就来个“小李飞刀”，班长一跑，刀正好扎进他的脚心；他立刻疼得大哭大叫起来：大家赶忙把他抬到医务室，李敖也跟在后面，只觉得脑子里昏昏的，心想这下子可闯大祸了。训导主任人高马大，过来问李敖：“是依干的？”这句上海话李敖听懂了，点点头，他哼了一声，掉头而去。后来马面班长给送到医院，住了好几天，费用全由李敖负担。学校方面说李敖行为粗暴，以刀伤人，记大过一次。只不过从此以后再也没人敢侮辱欺负李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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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远走台湾（2）

在上海这段日子，除了这次“飞刀“事件，李敖基本是能做到一心念书，没有任何游乐，也没去过电影院，只应邀去了一次王家祯家。王家帧字树人，吉林人，是张学良走红时候的红入，他早年在北大念书后转日本庆应大学，1930年做外交部常务次长，1931出席国联，1945年出席联合国成立大会，国民党抗战胜利接收东北时，做东北生产管全局局长。他的太大是李敖老姨父的妹妹，与李敖家算是有一点“诛九族”也诛不到的远亲关系。他有两个儿子，叫大弟、小弟，年纪与李敖接近，常在一起玩。李敖一家转到上海后，王家祯一家也转到上海。大弟、二弟约李敖一起去玩，三个小男生参观了全国最高的国际饭店，金们大厦，大概上下电梯多坐了一两次，引起开电梯的上海佬怒目相向，上海佬的势利眼，上海的市侩气，使李敖至今记忆犹新。

但上海也有让李敖印象好的地方，那就是书店。早在读小学时，李敖就对商务印书馆等几家书店心向往之，这次意外来上海，正好借机参观商务印书馆的总部，大饱眼福；其他还有开明书店，此时正是最风光的时候，李敖也都去看了，并淘了不少廉价书，大部分是《现代问题丛书》和《新时代史地丛书》。

1949年1月10日，历时六十六天的淮海战役（国民党叫“徐蚌会战”）结束，国民党大将黄维、杜聿明等先后被俘。整个江北已经全部失守。局势的突变，使李敖爸爸对国民党能守江南的信心，大为动摇，国民党欲求隔江而治皆不可得了。那时候人人逃难、家家逃难，爸爸的北大老学弟张松涵全家，也搬到李家楼下。张松涵是兴安省政府教育厅长、太太戴树仁是国大代表，跟国民党渊源都深，准备逃到台湾。临走前劝李家也去台湾，李敖爸爸没怎么犹豫就同意了。张松涵到台湾后，立刻代李家领了入境证寄来，于是爸爸带着李敖立刻到市区买船票。

临离上海前，李敖爸爸将储存的面粉等都留给了六叔，又送了六叔一两黄金，所剩全部财产，只有几两黄金，全家九人，每人分不到一两，也就追随大官巨商，朝台湾逃难了。

当时上海已经是用银元的天下，银元有袁世凯像和孙中山像之分，叫“袁大头”、“孙小头”，民间自动变成了银本位，金圆券没人要了。市面上的情形是“大头小头；叮叮当

当。”李敖和爸爸在市面上加入客串银元黄牛，兑到船票票价，接着到船公司抢购，居然买到中兴轮的甲板上船票，非常高兴。

上船那天晚上，中兴轮全轮上下，已经挤得颇有黄浦滩挤兑黄金的密度，李敖背着自己的藏书，终于挤上了船。当晚就睡在甲板的行李上。第二天清早，船慢慢开出祟明岛，远处已经依稀有炮声可闻。

船上人多得要命、热得要命，一幅乱世流民图。船到海上后十三天，上海解放——李敖爸爸终于偿了追随国民党到天涯海角的宿愿，虽然追随得如此仓皇、如此狼狈！但是，这下子没问题啦，李某人再也不“汉奸”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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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抢去我的第一名”（1）

刚到台湾的李敖一家穷得连照相的钱都没有，但李敖读书的台中一中却是人才济济，李敖也交了很多各有奇能的朋友。

他也出过不少丑：一次烹饪比赛，他做的菜评判老师连尝都不敢尝。估计那是有史以来，唯一一次评判连尝都没尝就决定了的烹饪比赛。

1949年5月12日晚，李敖躺在难民船中兴轮的甲板上，和家人一起到了台湾，先行到台的张松涵到基隆码头迎接，当晚搭夜车赴台中，半夜抵达，大雨中分坐人力车直赴西区模范西巷张家。

刚到台湾，一切都是新鲜的。第二天天亮以后，李敖就和张松涵的儿子张仁龙、张仁园、张仁宁三兄弟试穿木展走路，走得歪七翅八，“丑态百出”。那时候台湾贫穷而淳朴，人穷得连皮鞋都很少有人穿，满衔都是日式木屐。

花了三台两黄金，李敖一家住在了模范西巷云龙里七十二号的日式房子里了。李敖爸爸在日记里写道：

5月25日：日过田间风味的生活，每日锄菜、购菜。如无经济压迫，亦乱世之挑源也。

遗憾的是此时全家最大的问题就是经济问题，父亲每天操劳的都是“囤积”白面、白米、杂粮、木炭等日用品，那种无安全感，跟在受害流亡时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所以说此时生活大有“桃源”风味，只是苦中作乐而已。

爸爸四处找朋友帮忙，终于在北大国文系老同学、当时任“立法委员”的王墨林的帮助下，在台中一中谋得一国文教员之职。台中一中国文教员。正巧李敖以上海缉规中学初一生的身分，跳班考取了台中一中，也考取了台中二中。台中一中好，他就上了一中。摇身一变，进了初二上。那时初二上有甲、乙、丙、丁、戊、己六班，李敖编在初二上甲。

当时台中一中的校长是外号“金乌龟”的金树荣，他是福建人，当时四十六岁，他在1945年12月1日就到一中了，是接收大员，资格最老，热心办学，人也有霸气。当时一中师资集一时之盛，其中刚从大陆逃难来台的老师不少，这些人有的在大陆“此马来头大”，但是逃难到台湾，求食而已，自然也摆不起什么架子了。如程东白老师，学历是日本明治大学法学士，经历是国民党时的辽北省教育厅长，但来到台湾，只在一中混个夜间部教员！其他还如做过外交宫的郭大鸣老师、都本仁老师，也都纤尊降贵，混起穷教员来。李敖爸爸当时十一岁，除了五十八岁的余又健老师、五十三岁的陈椿老师，他是年龄最大的。其他老师多是二三十岁的年轻入，翁硕柏老师二十九岁，教国文；杨锦钟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