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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部分（第2页）

2．颠沛流离（4）

“不幸的是，四姐此后每次吃饭，嘴嚼一下东西，就一只眼睛睁大，一只眼睛不睁大，同她吃饭，看她眼睛与嘴巴同步动作，十分有趣。四姐人很漂亮——当然是不再剪光头发以后，眼睛也漂亮，只是吃饭时候别具只眼，此周慕新之遗爱也。”

1943年暑期将满，李敖即将随父母姐妹离开太原，这时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爸爸被捕了，而且几乎因此送命。

一天晚上，李敖和父母及二姐、六妹搭上自太原回北京的火车。小家伙们都很兴奋，因为爸爸平时太忙，很少和孩子们在一起，爸爸教书时有个绰号叫“李大下巴”，指他下巴大，也指他讲课有吸引力。爸爸讲的故事特别好听，在火车上可以一边听爸爸讲故事，一边吃着随身带的小零食，像山西无核葡萄、花色饼干、葡萄干和糖果等，别提多惬意了。但李敖和二姐在上车前却好象意识到要出什么事了，因为爸爸与前来送行的下属谈话的神气非常严肃，但孩子毕竟是孩子，谁也不会想到其他方面去。

火车离开太原后不久，就有个穿军装的日本人带着几个宪兵和翻译，与爸爸不断交谈，爸爸脸上丝毫没有笑容。只听爸爸问：“能否先将家眷送回北京？”但看样子被日本人拒绝了。最后爸爸对妈妈说：“我们要在下一站榆次下车。”外面正下大雨，当时以为火车要出轨才让大家下车。没想到在磅礴的大雨中下车的，除两个日本宪兵外，只有李敖一家人。一行人在泥泞昏暗的街道上艰难地向前走着。走在最前面的日本兵一只手拿着个纸灯笼，另一只牵着二姐的手；妈妈抱着六妹走在当中；另一个日本兵抱着李敖走在爸爸旁边，他们走在最后。途中爸爸对妈妈说：“我做的事自己清楚，不必担心……。”但日本兵马上哇哩哇啦喊了几句，意思明显是不让爸爸妈妈交谈。

最后总算走到榆次日本宪兵队。爸爸被安排一个人单独住，妈妈带着三个孩子睡另一间，爸爸妈妈之间相互不许交谈，实际上根本见不到面。

望着母亲忧心仲仲的神情，小李敖虽然不明白到底出了什么事，但也知道出事了，感到很害怕，但他没哭，只是很快又在惊恐和疲倦中睡着了。

第二天醒来，李敖看到的是一个陌生的旧式平房，中间有一个小小的院子，更增添了阴森和窒息的气氛。到了下午，李敖一家又被押送回太原的日本宪兵队，翻译对妈妈说：“太太可以带小姐、少爷回家，没有我们的通知先不能回北京，局长有些事要留下来！”爸爸对妈妈说：“你放心回去吧，我用不了多久就可以回家！”

回到家后的几天，李敖每天醒来都看到妈妈红肿着眼坐在床头发呆，他不知道如何安慰妈妈，只感觉到一种愤懑和仇恨的情绪在内心滋长。

不久，妈妈被允许带孩子回北京，爸爸没被判刑坐牢，而是被囚在日本宪兵队里，整整六个月后才被无罪释放，苦头没少吃。

李敖的父亲被关在日本式的牢房，规矩很严，白天必须盘膝挺腰，正襟危坐。由日本宪兵做禁子牢头。整整六个多月，他挨过一次耳光，手表又被日本宪兵对换，最后他回北平时，戴的是只东洋烂表。

李敖爸爸这次坐牢，实际上是一次政治纷争的牺牲品。原来当时驻华北的日本华谷（？）中将一向飞扬跋扈，想找当时“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王克敏的麻烦，于是将脑筋动到太原禁烟局上面。王克敏是浙江杭州人，清朝举人，做过清朝留日学生副监督，民国以后，三度出任财政总长。卢沟桥事变后，做“中华民国临时政府”行政委员会委员长，又做“新民会”会长，成了“前汉”（前期汉奸）。到了1940年，跟“后汉”（后期汉奸）汪精卫的“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合并，把“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改为”华北政务委员会“，王克敏做委员长兼内政总署督办，名义上归汪精卫管，实际上自成体系。王克敏因为是老资格，也有个性，所以对日本鬼子并不惟命是从，结果自然惹起日本军人的嫉恨，华谷中将于是掀起”太原禁烟局贪污案“，给王克敏好看，而首当其冲的受害人自然是局长李敖之爸了。

当然，此案掀起，也与李敖爸爸被疑做地下工作有关。

华谷中将的做法是：先由商人咬太原禁烟局的信科长、俞秘书等贪污，再牵连到李敖爸爸。信科长在宪兵队被日本鬼子打得皮开肉绽后，再在打破的肉上，揉上咸盐整他；俞秘书也被三上吊，灌凉水等，可是他们都不肯诬陷自己的局长。

终于有一天雨过天晴，北京总局局长刘六爷的太太派人送来一封信，上面写着“李太太亲启”。温茂林看到信像捧到圣旨一样，马上“教育”小孩子们说“亲启的信就是秘信，只能自己看，谁也不能拆”。妈妈当时不在家，大家难免急得抓耳挠腮。最后妈妈终于回来了，打开信一看，信上只有几个字：“据闻老师不日归京”。寥寥几个字让家里人乐开了锅。接着是期盼、期盼、再期盼，终于等到爸爸回到了家。但见爸爸消瘦了很多，头发是被剃光后新长出来的短茬，面色苍白，看上去让人心酸。不过能从日本宪兵对活着出来，等于通过了鬼门关死里逃生，已是万幸了。

日本鬼子看最后实在抓不到李敖爸爸的把柄，只好把他放了。

李敖的父亲被无罪释放，王克敏看他清白，越发赏识他，特意将他找去，要他做华北禁烟总局局长，可是经此事变，李敖的父亲心灰意冷，决心脱离官场，埋头下来做一点学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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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颠沛流离（5）

父亲赋闲在家，对家人来说是难得的团圆相聚的日子，李敖感到很温馨。恰如他后来这些回忆这段幸福时光时所说的：“爸爸选中了中国土地问题，做专题研究。他从此成了国

立北京图书馆的常客，在这个第一流的图书馆里，他遍读了有关土地问题的书，作笔记。他偶尔也买一点旧书，像向乃祺的《土地问题》、万国鼎的《中国田制史》等。有时候，他也带我到这个图书馆来，他看他的大人书，我看我的儿童书，父子对读，构成我一生中最值得怀念的一幅图画。”

李敖的父亲当时在沦陷区背“汉奸”之名做地下地下抗日工作工作，李敖当时太小，印象不深，造成了他日后对父亲的误会。1961年10月10日，李敖写信给胡适，提到他父亲做地下工作，说自己“颇怀疑他对工作认真的成绩。”后来吴焕章签署了一封他证明李敖父亲清白的密件，转到李敖手中，李敖才明白了真相。

这一封密件清楚地交代了李敖父亲这一次蒙冤下狱的来龙去脉。密件全文如下：

吴主席焕章致中央调统局部副局长紫峻原函

径启者：查李季恒同志，字玑衡，于“九一八”事变后，即与焕章商定潜在哈尔滨策动抗敌工作，组织黑龙江省青年抗敌会，并利用吉大同学数十人，散在各地中学，作抗敌工作。二十五年春，敌人对东北知识阶级大肆残杀，李同志逃来北平，初在中山中学教书，继去南京，由焕章与吉林省国民党委刘守光（刘党委曾在哈与李同志共同工作）同志商定，仍请李同志在平负责工作。“七七”事变后，又商得焕章等同意，由李同志参加敌伪组织内，作掩护与策动各工作。继由东北四省抗敌协会付以委员名义，负责平津区抗敌工作，招致东北青年至后方求学，并掩护敌后工作人员活动，与后方工作人员在平眷属赡护等。李同志初在伪组织内充任法部科员，后以平津工作被敌人严密监视，而后方之经济上补给又时感不足，李同志遂转任太原禁烟分局长，局面即较扩大，抗敌工作自易进行，被掩护之同志亦较多（河北省工作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