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罪魁祸首不是别的,就是高考前的预选。
上世纪八十年代,就有那么五年,时兴来个预选。所谓“预选”,就是在高考前先统考一次,过关者方能参加当年的高考,而刷下者只有卷铺盖走人,1981年高考前的我,就是属于后者。
高考制度恢复的第三年,也就是1979年,我以三门功课总分270分,又是全村第一名的成绩,考入镇上的省重点中学——临晋中学,而那年我们村子一共考取了5人,其中4男1女。
入学之后,1米48的我被编入46班,这届共有7个班,学校东头教室4个班,西头教室3个班。高二文理分科时,班级进行调整,解散了一个班,因为物理总是不开窍,尤其是力学部分,我又被分到50班,即唯一的文科班。而高一时的7个班顺理成章被缩减为高二时的6个班。
从小学到初中,我的语文成绩一直很棒,而作文更是全班宣读的对象。一方面得力于祖辈们流传下的家学,一方面受教于我的父亲是语文老师。升入高二,我有幸荣任班里的语文课代表,而教授我们语文课的董涣金老师,早年毕业于北师大中文系,此人文学修养十分了得,不仅是学校的教学骨干,更是省里的模范教师。
后来,我还在《山西日报》上看到过他的名字,那上面刊登的是全国教育系统“金钥匙”奖获得者名单。
少年不识愁滋味。
小小的我,只顾贪玩,四处游荡,不思学习,更无心备考。
预选前的我,基本放弃了。
打开尘封已久的记忆闸门,当年一些事至今难以忘怀。
有天中午,同班的罗仰贵、刘帮劳和我,没有请假,私自离校,秘密跑到镇上的文庙内,赏唐代古槐,敲千年古钟,高中期间唯一的几张黑白合影照,就是在那时不谙世事浪荡留下的。
还有一次,我们班里几个不老实的同学,相跟着晚上偷跑到校外的电影院,观看当时流行一时的日本影片《追捕》,夜晚赶回镇子北头的学校,谁知两扇铁艺大门早已紧锁,没有其他的选择,只能翻墙跳进去,顺着墙根溜进宿舍,结果弄的满手满身全是土。
英语老师冯祖华,更是在外交部担任过口语翻译,上课时我不专心听讲,没少挨过他的批。因为他与我是邻村,又与父亲相交甚好。
可以肯定的说,我们当年的教师配备是一流的。
往事如烟,恍如昨日。
没有任何借口。
我打心眼一直感谢他们,那些健在的和过世的。
怨恨的只是当时的自己太不给老师争气长脸啦!
假如,那时的我开窍知事,勤奋用功,也不至于沦落到名落孙山的地步。
但生活没有假如,世上唯一买不到就是后悔药。
37年后的2008年,我讲述自己高中的故事。就是因为
——又到一年高考时,劝君莫学当年我。
1981年,我苦着累着没有着落。
这一年,高中毕业学友纷纷各奔东西,考上的或落选的。
这一年,考场失败人生失落的我,无奈告别伤心的母校。
这一年,预选惨败而归的我回乡务农。
这一年,我们村暂时出现大学生断档。
3。 1983年,高考前后的日子
高考是一次人生的炼狱。
大凡一个人经历高考熔炉的冶炼,都会从单纯走向成熟,至少在心理上经过了一次人生的洗礼。
5月过后,预选结束,我以全班倒数第二名的身份,挤进了高考队伍的行列。当年的预选人数仅仅只有50名。
曾经200多人的文科复读班,经过惨烈的预选大战,仅剩存不到四分之一的精兵。偌大的用学校大礼堂作的教室,仿佛一夜之间,失却了往日的喧闹。当初开学时挤占满满当当的课桌,顷刻被撤走了一大半,整座教室空空荡荡,露出一派落寂的峥嵘。
那年4月底,预选考完后的我,放假返回家里,进行短暂休整,等待成绩宣判。记得那天晌午,约摸午饭时分,我在院子里无聊的打发时间,突然邻村的一位同学造访我家,和我曾在一个班复读,私人关系也非常要好,因为我不敢亲自去学校打探消息。
尽管时光流逝25年,我至今还记得当时情形。他见面后什么也不说,冲我卖了个关子。
从他的面无血色的表情,我看出自己又一次被判了死刑,见到我非常失望的模样,他旋即掏出通知书递给我,仿佛一下子从地狱升入天堂,此时此刻,我有生以来第一体验到人生的大悲大喜。
待紧绷的大脑缓过神来,我知道自己终于熬过了高考第一关,待重返学校后才明白,我是以全班第48名的成绩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