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把斌儿叫来,就说我有话问他。”周伯钧对侍立的老仆说,声音平静得可怕。
老仆应声退下,不多时,一个二十出头的青年快步进来,穿藏青色学生装,头发剪得很短——京师大学堂的制服。
“父亲。”青年躬身行礼。
周伯钧没回头,依旧背对着他:“今日的报纸,看了?”
“看了!”青年声音里藏不住兴奋,带着学生的激昂,
“父亲,帝制终了,共和始建,这是中国两千年来未有之大变局!往后再没有君主专制,人人都能当家作主,这难道不是好事吗?”
“好事?”周伯钧猛地转过身,湖南话里满是震怒,一拍太师椅扶手:
“你个孽障!什么叫好事?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才是天道!如今君没了,国不成国,你还敢说是好事?你剪了辫子,就是断了跟祖宗的联系,跟乱党为伍,你对得起列祖列宗吗?”
青年一愣,下意识摸了摸脑后——那里早空空如也。
他脸一红,却梗着脖子反驳:“父亲,时代变了!闭关锁国才会落后挨打,共和是世界潮流,孙先生他们抛头颅洒热血,就是为了让中国走向新生!剪辫子是革命的象征,是摆脱旧俗的标志,儿子不觉得有错!”
“没错?”周伯钧气得浑身发抖,手指着儿子,声音都破了音,“你可知,你爷爷的爷爷,是哪年留的这条辫子?顺治二年,乙酉年!清军下江南,颁《剃发令》:‘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你高祖父不肯剃发,被清兵当街砍了头,尸身扔进长江!你曾祖父那时才八岁,躲在芦苇荡里三天三夜,啃树皮喝河水才捡回一条命!后来为了活命,才剃了发留了辫——这条辫子,是用祖宗的血换来的!你说剪就剪,眼里还有祖宗吗?”
堂屋里静得可怕,只有周伯钧粗重的喘息声。
青年张了张嘴,想再说些什么,可看着父亲通红的眼睛、颤抖的手指,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只是低声说:“父亲,儿子知道祖宗不易,可共和是大势所趋,大清已经亡了,再守着旧规矩,是行不通的。”
“行不通?”周伯钧冷笑一声,满是绝望,“二百六十八年!爱新觉罗坐了二百六十八年江山,咱们周家世代忠良,你爹我寒窗苦读十年,中了进士,就想报国安邦,可如今……君没了,国没了,我这一辈子,算什么?算个笑话吗?”
他走回太师椅前坐下,从怀里掏出枚印章——和田青玉所制,印纽雕着螭虎,底面刻着“周伯钧印”四个篆字。这是他中进士那年,花二十两银子请琉璃厂师傅刻的,如今触手冰凉。
“为父这一生,读书、科考、做官,所求不过‘忠君报国’四字。现在,君没了,报国无门,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他把印章推给儿子,“这个你收着。往后……好自为之,莫要忘了,你是汉人,是周家的子孙,别跟着那些乱党瞎起哄,丢了祖宗的脸。”
青年接过印章,触手温润。他看着父亲苍老的面容、花白的鬓发,心里一阵发酸,想说些宽慰的话,却见父亲闭上眼,摆了摆手:“去吧,让我静一静。你走你的阳关道,我守我的独木桥。”
青年退下后,周伯钧又坐了许久。
午后的阳光斜斜照进来,在青砖地上投下长长的影子,殿里的寒气更重了。他站起身,从厢房找出一条白绫——去年老妻病逝时剩下的,雪白雪白的,在昏暗的屋里泛着冷光。
他搬来凳子,踩上去,将白绫抛过房梁,打了个结实的结。
动作很慢,很从容,像是在完成某种神圣的仪式。
打好结,他没立刻把头伸进去,而是下了凳子,走到书案前,磨墨、铺纸、提笔。笔是狼毫,墨是徽墨,纸是宣纸——都是他中进士那年置办的旧物。他沉吟片刻,落笔写下四句诗,笔锋遒劲,带着湖南人的执拗与决绝:
“二百余年皇祚倾,白头犹见鼎革新。
孤臣泪尽煤山血,留取青衫照汗青。”
写罢,他搁下笔,将诗笺压在砚台下。然后小心翼翼地整理着衣冠——那身六品补服,领口袖口都磨破了,却浆洗得干干净净,胸前的鹭鸶补子被他抚得平平整整。
他想起光绪二十一年中进士时,恩师曾说“守拙可安身,忠君能报国”,如今安身无处,报国无门,唯有一死,方能全节。
他重新踩上凳子,将脖颈慢慢伸向白绫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