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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86章 香港天水围灭门惨案（第3页）

5。现场防盗链反扣、无外人闯入痕迹。

这些证据都指向一个结论：李柏森才是真正的凶手，他杀害了妻女后自残，试图嫁祸给已经死亡的妻子。

五、真相大白：警方调查与法律裁决

5。1调查过程：抽丝剥茧

李柏森被送往医院后，警方原本打算等他醒来后录口供，询问事情的真相。然而，李柏森醒来后，一会儿称自己说话胸口会痛，一会儿又找其他借口推脱，迟迟不愿做笔录。

更令人意外的是，12天后，李柏森因伤势过重，抢救无效死亡。由于李柏森对自己下手过重，他在医院住了12天后伤重不治，未能留下口供即死亡。这使得案件的调查变得更加复杂，因为唯一的嫌疑人已经死亡，无法接受法律的审判。

尽管如此，警方还是通过现场勘查、法医鉴定和走访调查，还原了案件的真相。

警方发现，金淑英母女三人的死亡顺序是：金淑英最先遇害，接着是小女儿李子云，最后是大女儿李燕利。这与李柏森声称的"妻子先杀女儿后自杀"的说法完全相反。

此外，金淑英身上有多处抵抗伤，表明她在死前曾奋力反抗。而李柏森除了腹部的三处刀伤外，全身再无任何伤痕，且衣服完好无损，这与他描述的"与妻子搏斗"的情景不符。

最重要的是，法医鉴定显示，李柏森的刀伤是在金淑英母女死亡后才造成的，这彻底推翻了他的谎言。

5。2死因庭裁决：正义的判定

由于李柏森在案件调查期间死亡，无法接受刑事审判，案件最终交由死因庭进行裁决。

2005年，历时13日的天水围一家四口灭门惨案审讯终于尘埃落定。5名男陪审员经过四个半小时的退庭商议后，一致裁定金淑英3母女死于非法被杀，李柏森则死于自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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陪审团更针对警方、社署和志愿团体作出多项建议，当中包括：面对家庭纠纷，警方应作全面调查，而不应该担当调解的角色；社工方面，应将可以随时联系他们的方法提供给求助人。

死因庭针对本案，向警方和社署作出多达十项建议，望能避免同类事故再度发生。

这些建议直指案件中暴露出的社会服务系统的漏洞，尤其是对家庭暴力的处理不当，以及对新移民妇女求助的忽视。

六、悲情背后：案件引发的社会反思

6。1天水围的悲情标签

这起灭门惨案发生后，天水围这个原本默默无名的社区被贴上了"悲情市镇"的标签。从2004年开始，天水围发生了多宗伦常惨剧，引起了社会各界对这个社区的关注。

天水围本来是大片的鱼塘，从1990年代开始建设成为居民区。这里数万新移民，大多都是女性，来自内地的二三线小城市或者乡村，冲着香港的繁华而来，却往往过着失望的隐忍日子。

在天水围，不少女性新移民因为要照料孩子，又找不到合适的工作，于是索性做了全职妈妈。她们面对社会援助的难堪有时是难以启齿的，甚至政府为低下层申请综援的社工，在帮她们登记综援时，也会给这些新移民脸色看。

主动找工作的新移民，除了语言、学历不被承认等障碍外，天水围的居民比一般新移民面对更多一层求职困难：区内没有工业，没有写字楼，连商场都不多，去外面找工吧，每月单是来回市区的交通费都已经数百元，而工资往往几千元而已，算下来得不偿失。

这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共同构成了天水围特殊的社会环境，也为类似的悲剧提供了土壤。

6。2家庭暴力干预机制的改革

这起惨案成为香港家庭暴力干预史上的重要案例，促使相关部门反思和改革家庭暴力的处理机制。

案件中，金淑英曾多次向警方和社会福利机构求助，但都没有得到有效的帮助。这反映出当时香港社会对家庭暴力问题的认识不足，处理方式不当。

陪审团提出的建议中，最核心的一点是警方在处理家庭暴力案件时，应该进行全面调查，而不是简单地进行调解。这一建议直指当时警方处理家庭暴力案件的普遍做法——将家庭纠纷视为私人事务，采取"床头打架床尾和"的态度。

案发后，警方承认有"床头打架床尾合"的想法，不可否认有歧视内地移民的因素。这种态度导致了对家庭暴力受害者的忽视，最终酿成了惨剧。

这起案件后，香港警方和社会福利署对家庭暴力的处理机制进行了重大改革，包括制定更完善的家庭暴力干预流程，加强对受害人的保护，以及提高对施虐者的惩处力度。

6。3新移民权益的关注

金淑英作为一名来自四川的新移民，在香港面临着语言不通、文化差异、社会支持不足等多重困境。这些因素加剧了她在家庭暴力中的无助感，也限制了她寻求帮助的能力。

案件发生后，社会各界开始关注新移民妇女的权益保护问题。特别是那些来自内地的新移民妇女，她们往往在经济上依赖丈夫，缺乏独立生活的能力，在遭遇家庭暴力时更加脆弱。

这起案件促使相关部门加强了对新移民妇女的支持和保护，包括提供更多的语言培训、就业支持和法律援助，帮助她们更快地融入香港社会，提高自我保护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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